以色列成為世界知識經濟的新霸權，只花了10年時間，在半導體、Internet、軟體、生物科技，無一不取得世界領先地位。它能高速打造國家競爭力，除了得力於獨特的猶太人歷史際遇，還在於企業和政府擅於運籌資源，把小國劣勢與周邊戰火，扭轉成人才、技術、資金、視野、制度優勢。以色列出奇制勝的國家策略，同樣歷史際遇的台灣，應該優先理解……。
採訪•撰文=王志仁
清晨6點不到，耶路撒冷舊城西牆前，來做晨禱的人群已相當熱絡。頭戴小圓帽、穿著白襯衫、黑色長外套、長褲和皮鞋、手拿聖經的猶太教徒，在男女分隔的禱告區中，對著巨石砌成的城牆專心唸著經文，時而前後晃動、或者手舞足蹈、甚至大聲唱歌，還有人激動地落淚。
西牆是猶太人的聖地，因為這是他們的祖先大衛王在此建城留下的遺跡。舊約聖經記載：摩西帶猶太人出埃及，結束400年為奴的生活，接著約書亞率兵攻下耶律哥城，領猶太人進入上帝允諾的「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而後大衛在耶路撒冷建城，猶太人正式立國。
公元前69年，羅馬大軍揮師東進，將猶太人滅國。其後2000多年，猶太人流亡海外，故城的西牆成為精神所寄。父傳子、子傳孫，一代一代，他們熱切盼望有朝一日回到西牆，在立國遺跡前向上帝哭訴所遭遇的不公，並誓死復國，所以西牆又稱「哭牆」。
身處逆境絕不退縮、挺身而出以小搏大，是以色列的傳統。當年，弱小的猶太人頑抗羅馬帝國而不敵；歷經20個世紀，當國家競爭從軍事對戰轉為腦力競賽，以色列要以小國寡民，寫下新經濟傳奇。
一個比台灣更小、處境更艱難的國家，過去10年卻有比台灣更驚艷的表現。僅650萬人口（與香港相當，還不及台北市加台北縣）的以色列，是個十足科技大國。以色列在美國那斯達克上市的公司數目，達到79家，緊追美國與加拿大，排名第三，而最近3年完成的創投投資案數目，在全世界僅次美國矽谷，排名第二。
開發各式新技術的灘頭堡
去年911事件後，全球股市狂跌，原定要在Nasdaq上市的公司紛紛撤件，10月4日Nasdaq初次市（IPO）市場恢復，當天第一家去掛牌的，就是來自以色列、研發小腸檢視晶片的生技公司Given Imaging。
以色列的確有獨到之處。辦公室上網所用區域網路的源頭技術乙太網路（Ethernet）、Internet即時對話的ICQ、控管網路資料傳輸安全的Check Point軟體，都來自色列。去年11月，由以色列魏茲曼科學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相當台灣的中央研究院）發表，以細胞DNA開合作用取代矽晶片高低電壓，做為運算0101數位訊號的DNA電腦，震驚全球，可能顛覆1年890億美元的矽晶片工業。
外商更視以色列為開發各式新技術的灘頭堡。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英特爾，1974年就到以色列投資，目前在當地各有1座6吋和8吋晶圓廠，以及4個研究中心，是英特爾在美國以外的最大投資。英特爾的第一顆P4微處理器，是在以色列生產。英特爾最新的手機通訊CDMA和熱門的無線區域網路802.11技術，都在以色列研發。
過去4年，英特爾還投資以色列超過30家新創公司，金額達1億美元。「以色列是很小的市場，卻是很大的技術提供地，」英特爾在以色列的策略投資部負責人肯恩（Shlomo Caine）表示。IBM、摩托羅拉、思科和微軟等科技巨人，也都在以色列設研發中心。
這樣的表現，與從電視新聞看到以、巴衝突所認識的以色列，實在差距太大。多數人聽到以色列，腦中浮現的是槍林彈雨畫面，很難聯想到高科技。這就是以色列：在高度生存壓力下找到出路的國家。
1948年建國的以色列，與1949年由國民政府入主的台灣，有諸多相似之處。這個位處歐、亞、非三洲交界的國家，與居於亞太樞紐的台灣一樣，都缺乏天然資源、周邊有虎視眈眈的強鄰、採徵兵制、近年經濟發展都以科技業為主、國民所得也接近（台灣為13900美元，以色列為17400美元）。差別在於：台灣強在生產製造，以色列強在創新研發。
「除了死海的泥巴，嚴格來說以色列沒有天然資源，」以色列工業貿易部投資推展中心經理韋斯納（Dani Wassner）半開玩笑地強調，「唯一出路就是開發人力資源。」
來自軍方的國防計畫，是以色列培養人力資源的搖籃。
如同2300萬人口的台灣，面對12億人口的中國，在國防上始終警戒；650萬人口的以色列，面對周圍3億人口的阿拉伯國家，更是謹慎。幾位以色列官員和業者比較：「台灣和中國還有海峽隔著，以色列和鄰國直接相連，波斯灣戰爭時，伊拉克的飛彈升空15分鐘，就打到以色列。」
發展尖端國防科技
以色列政府很清楚，小國最好的國防，不是讓阿兵哥提槍到戰場廝殺，而是擁有尖端人力，發展尖端國防科技，制敵機先。因此，以色列政府每支出100塊錢，有22塊花在教育，排名第一，20塊花在國防，排名第二。24％的以色列人有大學學歷，排世界第三；每1萬位以色列人當中，有140位工程師，居世界第一。
以色列的高中生畢業，一律先進軍隊服役，男生3年，女生2年，退伍再讀大學。新兵入伍後，軍方會做一連串測驗，從中挑選出數理成績優異的，參與國防研究計畫，範圍涵蓋軟體、無線通訊和生物科技等。這批菁英被分成許多組別，由國防部邀集一流師資，教授各種先端科技課程，結訓後，分發到各個軍方實驗室工作，有些計畫需要簽5到6年合約。
這些研發人員退伍後成為媒介，把軍中所學技術帶到大學繼續研究，或帶到民間企業開發成商品，進一步回饋以色列經濟，形成正向循環，發揮投資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一塊錢投資可以創造後續好幾塊錢價值。
「以色列的科技業，源自國防專案，」從事科技投資的Infinity創投公司合夥人蓋歐（Amir Gal-Or）點出。高大的艾米爾曾創辦兩家公司，服役時是以色列空軍戰鬥機飛行員。
加入國防部的研究計畫，等於領了一張準創業證書，退伍後不但搶手，很多人乾脆自己開公司。拜訪以色列的科技公司，常可發現他們和軍方的關係，比方技術是把在軍中做的計畫再衍生，或者創業團隊是軍中夥伴。
這樣的關係，有利知識流通與創新。「以色列很小，南北不過100多公里長，大家彼此相熟，不是在學校就是在軍中認識，」同樣從事創投的以色列種子合夥人（Israel Seed Partners）公司合夥人莫迪那（Astorre Modena）分析，在軍中磨練管理經驗和團隊合作後，人格更成熟，有助於後續創業和開發產品。
持續的國防計畫，以及從中產生的研發人才，是以色列科技產業的前鋒。多年來，從海外回歸的移民，則是推動科技產業的第二股力量。
經濟轉型的希望
為了讓漂泊各地的猶太人有家、避免二次大戰納粹屠殺事件重演，以色列在1948年建國，即制定「回歸法」（Law of Return），允許海外猶太人可以隨時回到以色列定居。
「我的母親一直希望我回以色列，」40歲左右、在Prochon公司（開發侏儒治療藥）擔任資深副總裁的卡特娜（Shirley Kutner）感傷地說，「當年的納粹大屠殺，她是村子裡唯一倖存的人。」大戰結束，卡特娜的母親從居住地東歐遷往南美的委內瑞拉，並結婚生子。卡特娜18歲時，聽從母親建議回到以色列，並在唸完生化博士後留下來工作。
類似卡特娜的回歸僑民，在以色列相當普及，特別是1989年之後。那一年開始，前蘇聯政權解體，政經局勢動盪，失業和治安問題嚴重，陸續有100多萬猶太人從前蘇聯遷離，回到以色列，也帶回經濟轉型的希望。
這批移民大多有高學歷，4成以上是大學畢業，不乏外科醫生、莫斯科大學教授和尖端領域的科學家。培養1位大學生，政府至少需投資5萬美元，保守估計，這批移民至少價值200億美元。「蘇聯人一定瘋了，白白送這麼大的禮物給以色列，」以色列工業貿易部外貿中心亞太區主任蓋爾．摩（Gal Mor）攤開雙手睜大眼睛說。同屬工業貿易部的投資推展中心主任利弗那特（Max Livnat）補充：這批移民不懂管理、行銷和業務，「但是非常懂科技。」
是機會，但也隱藏危險。
在百萬移民湧入前，以色列人口還不到400萬，增加100萬人，等於全國多出25％的人口，對任何國家都是一大挑戰，以色列也不例外。就業機會和民生消費品供給，不可能在短期等比例成長25％，因此，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不斷升高，醫生到街頭當清道夫、教授到大學做工友的時有所聞，許多移民根本找不到工作。
危機，也可以是轉機。
要解決移民的就業問題，又不影響原有國民生活水準，以色列經濟必須高速成長，以創造大量工作機會。「一個國家的生活水準要提升，『經濟成長』必須先發生，」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美國西喬治亞州大學經濟系教授史考特（Carole E. Scott）解釋：「其結果是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必須大於人口成長率，反之則平均國民所得下降，代表生活下準下降。」
多是技術見長的小公司
然而，在1980年代，以色列的經濟主力是傳統產業，包含農產品和紡織，大宗出口是柳橙與毛毯。農產品和紡織，受限於氣候、耕作技術和原料供應，很難達成倍數成長。以色列必須另尋出路。
以色列再次發揮以小搏大精神，大膽轉變經濟主軸，利用前蘇聯移民的專長，發展有倍數成長潛力的科技業。1991年，以色列政府推出國內第一個創投基金，由國家出錢，投資有創業計畫的團隊成立公司，類似台灣的行政院開發基金和交通銀行，在1980年代投資聯電和台積電等被視為高風險的事業。
同樣在1991年，以色列政府推出第一個科技創業育成中心，提供研究設備和辦公室、甚至是有企業經驗的顧問，協助有點子、但還沒有明確計畫的創業家，把心中的點子變成大生意。
與台灣不同的是，以色列政府鮮少投資類似晶圓廠這種上億美元的大案子，而是提供優惠措施，吸引外資來設廠，官方再跟進。英特爾1997年在以色列建8吋晶圓廠，耗資16億美元，以色列政府補助6億。
以色列政府的核心策略，是小額多筆，鼓勵更多創業家出來，與台灣走不同模式。以色列缺少台積電這種40億美元年營業規模的國際級企業，卻有更多技術見長的小公司。在以色列的創業育成中心，每一家公司得到的補助金額不超過30萬美元，其中15％由創業團隊自籌，政府補助85％。
10年來，以色列的創投公司從1家成長到超過100家，許多是民間或國外業者前來設立。矽谷知名的Sequoia（以投資雅虎聞名）和Benchmark（以投資eBay聞名）創投公司，都在以色列成立創投基金。公元2000年，外資直接投資以色列達50億美元，合計外資間接投資則達90億美元，佔以國當年GDP 將近1成。
官辦的創業育成中心，也從1家增為24家，幫助近700個創業團隊，其中超過半數得到創投資金挹注成立公司。以色列政府今年將增設2個育成中心，鎖定生技產業。「現在的獎勵創業政策不只針對移民，而是所有人，」科技創業育成中心計畫負責人普瑞多（Rina Pridor）強調。
當科技產業聚落成型，以色列的經濟結構跟著調整。科技業佔以色列GDP的比重，1990年是5%，2001年上升到14％，成為最大一塊，農業和紡織則各降到3.5％，經濟順利轉型。
典型的移民社會
策略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在《國家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書中指出，「一國的競爭力倚賴本國產業創新和升級能力。」波特強調，這項能力源自文化、管理風格、基礎建設、經濟、機關、歷史、人口結構等多種差異，因為這些因素影響當地人生活和做生意的方式。
以色列是典型的移民社會，就像美國和台灣。他們雖然多是猶太人（以色列有100萬阿拉伯裔國民），卻來自不同背景、說不同語言、有不同成長過程，豐富了以色列社會的多元性，也滋養它的競爭力。「我們的移民來自80個國家，你可以在這裡找到講任何一種語言的人，」工業貿易部投資推展中心主任馬克斯自豪地說。
這些移民幫以色列連通全世界。以色列本地市場太小，新公司一成立，立刻就到美國和歐洲兩個全球最大市場設點，具有美國或歐洲背景的員工，就扛下開拓海外的重任。「我經常飛到紐約和分析師碰面，向他們簡報公司的最新狀況，」研發網路電話設備的AudioCodes財務長利羅（Mike Lilo）指出：「以色列很多經理人飛來飛去，別人不來，就是我們過去。」利羅在紐約出生長大，15歲時跟著父母回以色列定居。
在海外的猶太人，估計還有1200萬，美國就佔一半，其中有300萬在紐約，主要在勢大財大的法律和金融業。在以色列積極的歡迎移民及科技政策下，這些不在以色列出生的僑民，都成了以色列潛在資源。
僑民成為潛在資源
多位業界人士觀察，以色列的公司可以大規模到美國和歐洲上市，除了自身實力，也得利於猶太人在這兩地金融市場的人脈。「海外猶太人對以色列的幫助，1%是情感上，99%是生意上，」利弗那特說。
反觀台灣，面對海外一千萬華人、以及中國12億人口，並未積極開發這些資源，相形之下有些鎖國。台灣近幾年大力引進的人力，多是從事低技術工作的東南亞勞工，只能降低生產成本，一次就用完，並沒有投資技術人才所衍生的外溢效果。
當然，短期內要融合多種文化，摩擦勢不可免。1位以色列創業家私下表示，以色列人其實「分得很清楚」，海外回來的人自成一圈，溝通方便，創業時容易湊在一起，和本地人較難溝通。美國《Red Herring》雜誌指出，以色列人重視技術價值，總是把公司資源集中在研發，看輕行銷和業務，但是歐美回來的人，觀點剛好相反，這經常引發以色列公司內部的衝突。
隨著中國市場興起，也擴大台灣和以色列的合作空間。
曾在以色列待過3年的SFKT創投集團駐台代表楊瑞臨觀察，過去以色列只重視歐美市場，並不在意亞洲，但是，他們現在也注意到中國市場，而同文同種、又具有技術和行銷能力的台灣，就成為以色列倚重的對象。楊瑞臨曾在光華投資任職，被派往以色列研究投資機會，後來還在當地攻讀企管碩士。
另一家以色列創投Infinity合夥人蓋歐也指出，「以色列定位台灣為進入中國的門戶。」以色列生產製造的經驗少，需要借重台灣；對台灣而言，要往更高附加值走，在前端的技術研發上，除了矽谷，以色列提供另一個選擇。
這可以算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出埃及記，進到科技業這個流著牛奶與蜜的「應許之地」。這也是台灣第二次勇渡黑水溝，只是這一次是回唐山打市場。兩個有著類似遭遇的國家，能否聯手以小搏大，重劃科技產業的版圖與市場，還有賴雙方更多互動。
星期五傍晚，猶太教的安息日開始（周五傍晚至周六傍晚），到哭牆禱告的人愈來愈多。建國53年來，他們以行動證明，在強敵環伺的動盪環境中，仍然可以走出高速成長的路。如果他們可以只花10年，就從農業小國變身科技大國，未來10年的發展，更是令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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