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微軟的另一塊肌肉

大概是在講Tablet PC的由來 說明微軟沒有自己原創的產品 但又是如何的「偉大」 作者認為Tablet PC是第一個劃時代產品 前景看好 ^^|| 似乎與現實有點距離

但不可否認 微軟攸關你我的未來 不論是公司還是個人 @@

[B]微軟的另一塊肌肉[/B]

微軟迄今還沒有憑借自身的研發力量真正打贏過一次戰役──DOS、Windows、開發工具、Office、IE等里程碑式的產品，都不是微軟自己的原創。但這並不妨礙微軟寫就了30年來最輝煌的一部企業史。比爾﹒蓋茲最初憑借著敏銳的市場嗅覺和一點點運氣，後來依靠微軟強大的“市場肌肉”以及再後來的“平台優勢”，接近、擊敗並碾碎了所有這些領域的先行者。

毫無疑問，今天的微軟已經獨步江湖。如果比爾﹒蓋茲能看懂《笑傲江湖》的話，他應該理解獨孤求敗的心情。在微軟的勢力範圍內，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借鑒、追趕的對手，微軟必須自己找到方向。

從這個意義上講，微軟的研發機構，正代表了微軟的未來。微軟不缺資金、不缺人才、不缺氛圍，更不缺乏具有戰略眼光的統帥人物。這樣一個幾乎十全十美的體系，一定能夠確保完美的結果嗎？XBOX、手機、手持設備和有線電視，微軟在多個戰場多頭出擊，就是試圖在建構了這樣一個完善的體系之後，證明一點：微軟有能力自己打拼一個未來。而從目前的進展看，這個證明的過程剛剛開始。

2003年2月19日，“微軟技術節”（TechFest2003）在微軟位於美國雷特蒙的總部開始對“外”開放了。這個對“外”開放指的是未來2天中將要到來7000多名微軟產品開發部門的程式員和項目管理員。當然，還有“成打”的微軟高層管理者。

這個從2000年開始舉辦的一年一度的“技術節”，主要目的就是讓產品部門的人可以零距離地接觸微軟研究院體系（MSR）中各種讓人眼花繚亂甚至怪模怪樣的研究成果。“這是一個技術大Party！”來自微軟以色列分公司的杰夫興致勃勃地第一批步入會場，“我就是想看看研究院那幫神奇的傢伙都在做些什麼？”

與此同時，在足球場大小的會議中心的一角，來自微軟亞洲研究院多媒體計算組的研究員華先勝開始覺得有點坐立不安。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微軟技術節”，“我的展台是不是有足夠的吸引力？”在自己渴望已久的“show time”真正到來的時候，華先勝反而有些緊張。

技術大Party

今年微軟亞洲研究院派出了40多人的參展隊伍，這是3年來最多的一次。2天來，展台的布置和研究院體系內部的互相參觀講解已經消耗了他們不少體力。不過這些習慣了微軟亞洲研究院寧靜平和環境的研究員們的興奮程度卻反而與日俱增。

對於這些做基礎研究的人來說，和產品部門的直接交流機會將提供最有價值的幫助，在這裡，有人會問你技術細節，有人會問你的創意對市場和客戶將產生什麼影響，這讓研究人員的思考空間變得更寬廣，仿佛從實驗室走到了一個更立體的背景下。當然，當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對你的成果和創意頜首稱道的時候，那種認同感也是非常刺激的。

實際上，“技術節”中很多展示都沒有結果，比如沒有人知道一個把筆記型電腦變成機器人的創意什麼時候會變成可以賺錢的產品。但恰恰是結果的不確定性，給這些人更大的吸引力。

“這是一個讓大家把目光放長遠的活動，是一種思維方式和方向的展示。”比爾﹒蓋茲（Bill Gates）在TechFest2002上說過：“技術節是一個讓研究院之間，讓研究院與產品部門之間相互了解的聚會。我想，在這個會上，微軟的員工可以看到自己公司令人向往的未來。”

據說，在歷屆“微軟技術節”上，比爾﹒蓋茲都會一個人背著雙手，夾雜在參觀的人群之中四處游逛，滿臉興奮地傾聽講解。亞洲研究院主任研究員王堅在第一次參加“技術節”時，興高釆烈地講了半天後才發現，旁邊伸著腦袋傾聽的竟然是比爾﹒蓋茲。

實際上，每一年的“技術節”，微軟幾乎所有的高層人士都要轉上大半天的時間。這些決策層成員作為研究院與產品開發部門之間的直接橋梁，對很多研究項目的成果轉換有著非常重大的推動作用。

華先勝在這一天就與微軟公司第三號人物，負責平台業務的集團副總裁吉姆﹒奧爾沁（Jim Allchin）進行了10多分鐘的對話。吉姆﹒奧爾沁號稱是微軟最苛刻的領導者，據說，早年間他還對微軟公司投入巨資建立研究院體系多次表達過不同意見。不過，這次他在華先勝的Photo2Video展台顯得很開心。

今天，微軟的產品部門已經把與研究院進行合作看作是很有價值的事情。因為有了研究院這些人，他們覺得自己就獲得了技術和產品方向上最大的支持。或者說，看上去身強力壯的產品部門，已經越來越看重研究院這個關乎自己未來的“保險單”。
蓋茲的禁衛軍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微軟是一個“極具進攻性”的狂放形象，這與其幾乎通吃一切的軟體產品線和招招致命的經營手法有著直接的關係。在其如此強壯的“大肌肉群”之下，顯然很少有人會注意到微軟最近10多年來逐漸鍛煉出的另一塊“肌肉”。

微軟1975年成立，1990年開始建立第一個研究院──微軟美國研究院。其後又建立了位於英國劍橋大學的劍橋研究院。而在1998年，微軟選擇了北京，建立了亞洲研究院。

今天，微軟公司內部可以被分成三大塊：市場、銷售、技術支援部分，產品開發部分和基礎研究部分。從結構上看，從事基礎研究的微軟研究院（MSR）已經在微軟確立了相當的地位。

目前微軟的三個研究院直接對微軟的高級副總裁裡克﹒雷斯特報告，由他報告比爾﹒蓋茲。而其他的業務部門則是向微軟總裁史蒂夫﹒鮑爾默匯報。有人說史蒂夫﹒鮑爾默和比爾﹒蓋茲，一個掌管著微軟的現在，一個掌管著微軟的未來。也許相對於微軟公司5萬多名員工，研究院體系這500多人恰恰就是決定微軟未來的重要元素。

研究院的職責是什麼？比爾﹒蓋茲曾經對亞洲研究院院長張亞勤說：“如果你所有的研究項目都是成功的，那麼你的工作就是失敗的。”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微軟對其研究院的最終需求──希望其研究院做的基礎研究是風險投資式的研究，是可以為自己帶來革命性技術的研究。

另一方面，微軟的研究院在日常工作中還要擔當微軟的技術發言人。在很多商業會議和學術會議上，我們都會看到微軟研究院的身影。他們的職責是去宣傳微軟的技術戰略，做市場的思想準備工作，在公眾中成為觀念領袖（Opinion leader）。

與此同時，微軟研究院還要為公司建立一個龐大有力的專利庫，讓公司在核心技術領域擁有更“廣譜”的抗打擊能力。另外，研究院還要通過領先的技術監測和影響國際標準的建立。

實際上，除了讓研究院成為攻防兼備的特種部隊，比爾﹒蓋茲還賦予了研究院體系一個更重要的任務：成為他自己的技術智囊團。

蓋茲會專門從研究隊伍中找到資深人士作為自己的技術助理，共同參加各業務塊的會議，並且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些技術助理往往都會在這1年的時間中受益匪淺。蓋茲上一個技術助理安努克﹒古夫塔就是美國研究院中一個在即時傳輸領域做得非常優秀的研究人員，而做了一年助理之後，他已經被派往一個獨立的產品部門做負責人了。

近年來，在微軟公司中，微軟研究院與比爾﹒蓋茲擁有最多的溝通渠道。其中溝通特權就有不少。比如“比爾﹒蓋茲匯報會”就是很重要的一種方式。研究院每年都有權不定期地進行不受次數限制的匯報會。參加的人除了比爾﹒蓋茲和召集會議的研究院，主要是產品部門的負責人。對研究院來說，這是通過比爾﹒蓋茲的影響力來影響產品和市場等部門的好辦法。由於本身已具有強大的市場能力和產品線，微軟產品市場部門並非輕易就能接受新的技術和改變。而“匯報會”無疑是研究院的一個很重要的推廣手段。

有人說比爾﹒蓋茲確實很幸運，他擁有史蒂夫﹒鮑爾默這樣的助手，這讓他近年來得以“跳出圈外”去經營微軟的未來。雖然就像微軟的很多決策一樣，也許最開始的時候只有比爾﹒蓋茲是微軟研究院最堅定的擁躉，但是在其不斷地推動和扶植下，微軟研究院這支蓋茲的禁衛軍，已經開始對微軟公司的未來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研究院的性格

在微軟這樣一個被視作“異類”的組織中，從事基礎研究的微軟研究院也散發著與其他“企業裡的研究院”大相徑庭的味道。而在這一點上，近年來在微軟公司中地位躥昇很快的微軟亞洲研究院，是一個絕好的典型。

微軟亞洲研究院1998年剛剛建立的時候，被很多人看作是微軟公司在中國的一個公關角色和形象大使。不過，無論是其第一任院長李開復還是其現任院長張亞勤，都不這麼認為，在他們眼中，研究院對微軟公司有著更重要的作用。

微軟原預計分6年投入亞洲研究院的8000萬美元在第4年就已經遠遠超標，原計劃100人的研究隊伍也已經擴展到了150人。不過，微軟亞洲研究院的錢並沒有白花，在4年多時間中，它已經申請了150多項國際專利，主導了包括多媒體、資料傳輸壓縮等領域的多項標準的制訂。2003年美國舉行的COMDEX展會上，微軟發布的5個新產品中，亞洲研究院的技術成果在其中3個產品中作為關鍵技術被應用。在微軟去年11月推出的Tablet PC項目中，亞洲研究院的數位墨水技術更是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微軟的每個研究院都各有特點。比如微軟在英國的劍橋研究院，更像是一個電腦學院，基本上只做電腦基礎研究，與產品部門的溝通並不很多。相比之下，成立最晚、與產品部門相隔最遠的亞洲研究院似乎倒是最強調產品化的一個。

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張亞勤並不認為自己的研究院技術轉化率最高就代表亞洲研究院是最優秀的。“做基礎研究並不是以轉化率高低來分高下的，亞洲研究院也從來沒有刻意追求過高轉化率。”

不過張亞勤經常會講述這樣一個觀點：“企業中的研究院必須要想盡辦法去影響整個公司，要成為公司的思想領袖(Thought leader)，這是研究院存在的價值。”張亞勤承認，這是一個需要自然而然形成的東西，靠制度是強制不來的。因此，研究院在研究之外必須花大精力學會推銷自己的思想，否則，所有的研究都是無用功。

亞洲研究院對研究院角色的認識是MSR體系中富有獨創性的。這也與亞洲研究院的“自然條件比較惡劣”有關係。其實美國研究院就沒有那麼多關於推銷自己的說法，因為他們與公司高層和各業務部門的溝通更容易，身邊就是產品部門。

而更重要的是，張亞勤被微軟亞洲研究院第一任院長李開復請進微軟之前，一直在美國Sarnoff實驗室任職。Sarnoff是個純技術公司，沒有自己的產品部門來轉化技術，從來都要靠推銷自己的“靈感”，靠伙伴關係來實現自己的價值。顯然，這段經歷對張亞勤的影響很大，甚至這也最終影響到了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性格。

張亞勤認為研究院與產品部門的技術轉換方式是很複雜的，絕對不是做個演示版本給產品部門，然後附上原始碼那麼簡單。很多時候，最終產品的原始碼與最開始研究院做的完全不一樣，由此可見產品化的複雜程度。所以，微軟亞洲研究院特別強調研究人員與產品部門通暢的溝通，甚至不惜派人到產品部門共同完成產品化過程。

今天在亞洲研究院有一個獨創的20多人的“集中式開發團隊”，據說成員都是高手，並且很了解市場、產品等部門的需求。他們的工作就是擔當開發和研究的橋梁。作為研究院的直屬“特種部隊”，他們經常會飛到產品部門待上幾個月，幫助產品部門吸收和消化研究院的成果。“產品化的過程中，研究院一定要送人過去，要讓產品成為共同的孩子。”張亞勤認為，這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而憑借這種態度與產品部門逐漸建立起來的相互信任的伙伴關係，是研究院發揮自身最大效能的前提。

微軟亞洲研究院洋溢著一種東方文化的味道。張亞勤就毫不忌諱談論建立良好個人關係的重要性。他認為，沒有個人間的信任，什麼體制和指令都是沒用的。“企業的研究院與公立的研究機構是不同的，我們也不僅僅承擔著科學家這一個角色。研究院需要特立獨行的學者，也需要善於溝通的人才。”

實際上，張亞勤本人就與幾乎所有業務塊的微軟副總裁們維系著很好的個人關係，而他要求亞洲研究院每一個級別的介面人物都要對應建立這樣的人際關係，以保證整個技術轉換體系中不出現斷點。為此，微軟研究院在內部對項目負責人的培訓課程中，如何與產品開發銜接、如何影響企業等方面的培訓都占有一定的比重。

有意思的是，2002年，人數只有美國研究院一半的亞洲研究院，年人均差旅費竟然是對方的3倍。而這一年，也恰恰是亞洲研究院對微軟產品體系影響力開始顯現的一年。

最大的研究員

任何微軟的研究人員都會對未來10年的技術趨勢做出同樣的回答──“永遠線上的智慧設備、結構化的內容、基於網路的服務”。因為所有的研究員都知道，這是微軟下的賭注。而且還是比爾﹒蓋茲親自押下的。

毫無疑問，今天能夠決定微軟未來方向的只有比爾﹒蓋茲一個人。實際上，去年微軟主推的Tablet PC和前年微軟出人意料地進軍XBOX，都是比爾﹒蓋茲的主意。當年在XBOX這個項目上，比爾﹒蓋茲在公司內幾乎都找不到一個堅定的支持者。

如何保證研究方向的正確？比爾﹒蓋茲坦言：“這是無法保證的，但是微軟在努力做得讓準確度更高。”據說微軟每年會買下知名研究機構的所有市場研究報告，放在一個動態的資料庫中，以隨時檢索每一個分析家對每一個市場的分析和預測。

微軟相信，每個級別的人對自己負責的層次都有一個正確地認識，然後做出與自己級別相適的決策，就可以保證系統最大的準確性。而這個決策的起點，無疑是從比爾﹒蓋茲開始的。

然而，比爾﹒蓋茲不僅僅是一個決策的起點，對微軟公司來說，比爾﹒蓋茲的存在就代表著一種“判斷力”和“推動力”的存在。這從比爾﹒蓋茲的思考周（Think Week）的“閉關”活動中，就可以清楚地體會到這一點。

每年比爾﹒蓋茲都會有3次拋開家人和所有的微軟高層，只帶個助手，揣著數百篇報告和演示，前往一個連微軟高層都沒有多少人知道的郊區小鎮，“閉關”數天。微軟有5萬名員工，還有不計其數的外部人員。而他們中的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文字等方式在“思考周”中直接與蓋茲對話。

蓋茲每次“閉關”看到的東西，有的是關於企業運營的，有的是關於新技術的，有的是來自內部原創的，還有的是作為文摘轉載的。讓人吃驚的是，蓋茲對每篇文章都會親自回覆一封信件，或者附上自己的評語。“很多時候，看到評語，你就知道自己的技術建議是不是被認同和被關注的程度了。”張亞勤說，“而一旦被認可，蓋茲立即充當聯繫人和協調者，由於他對公司的資源如數家珍，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來回應這些對公司有價值的技術。”

2001年，微軟亞洲研究院的資深主任王堅寫了兩篇“思考周”文章。一篇是從研究院送上去的，另一篇則是通過Tablet PC部門推薦了上去的，結果有一天，蓋茲突然把兩篇文章放在一起發給了各業務部門的高級副總裁們。評語是“這兩篇文章講了一個關係公司未來的問題，大家要仔細看看。”

又過了10多個小時，蓋茲又給王堅發了個信件，詢問文章中一個技術細節。“這個技術細節在兩篇文章中僅僅出現過一次，但它確實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原本對蓋茲是不是會認真閱讀自己的文章抱有懷疑態度的王堅，在收到信件後興奮得沖到張亞勤的辦公室去和他擁抱。後來王堅一算，蓋茲發出信件的時候已經是美國的凌晨了。

微軟研究院體系在微軟公司地位上的提昇和實際作用的顯現，與比爾﹒蓋茲個人有著非常重要的關係。比爾﹒蓋茲對技術的敏感和熱情是微軟其他高層難以比擬的。他可以在討論技術的時候，找不到板擦就用自己的毛衣袖子擦一擦接著講﹔看到一個好技術的時候，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變成產品，什麼時候會變成錢，他依然會笑得“陽光燦爛”。

比爾﹒蓋茲是微軟研究院體系中最大的研究員和最終的決策者，也是最有效率的協調人。當然，難免會有人發出疑問：“這會不會也是最大的問題？”
數位墨水怎樣打動了微軟

Tablet PC是微軟近年間最重要產品之一，也是比爾﹒蓋茲最喜歡的一個產品。實際上蓋茲本人直接領導了這個項目的開發工作。在Tablet PC產品涉及的各項技術裡面，數位墨水（Digital Ink）是一種與傳統手寫識別技術完全不同的新概念，而這項核心技術恰恰來自微軟亞洲研究院。

2000年3月，微軟亞洲研究院負責多通道使用者界面研究、同時也是數位墨水技術開發小組的重要成員的主任研究員王堅，帶隊前往微軟總部推銷自己的數位墨水技術。當時微軟內部沒有多少人知道中國還有個研究院。

“好歹厚著臉皮像上門推銷，讓產品部門想看不想看的人都了解了數位墨水技術。”王堅等人的誠意和確實出色的技術打動了Tablet PC的產品部門。研究院和產品開發的技術人員一致認為，這一技術對微軟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於是決定協同兩部門的工作，為Tablet PC開發出全新的、更先進的使用者界面技術。

在得到Tablet PC部門認同後，2001年1月，亞洲研究院趕在比爾﹒蓋茲的“思考周”中提交了一份白皮書，得到了比爾﹒蓋茲的極大認同。在其推動下，亞洲研究院與Tablet PC部門迅速開始了全面合作。2001年5月，第一個版本完成。7月，研究院就召集了一個比爾﹒蓋茲匯報會，在此次會上敲定：一定要把數位墨水技術應用在第一版本的Tablet PC之中。

緊接著，亞洲研究院主動建立了一個12人的特別項目組，輪流把3個人放在雷特蒙的Tablet PC部門進行輔助，直到2002年11月Tablet PC面世。當時Tablet PC產品負責人、集團副總裁亞歷克斯﹒勞柏（Alex Loeb）對此特別滿意，她形容王堅的團隊每次到來“就像過聖誕節一樣，帶來讓人興奮的禮物”。後來她還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微軟Tablet PC中最複雜的問題都是在亞洲研究院得到解決的，這12個特別項目組人員，簡直就是微軟的“海豹突擊隊”。

亞洲研究院獲得了Tablet PC部門的認可，但是好戲才剛剛開始。一個月後，亞洲研究院在北京召開了微軟產品部門的高層會議，所有可能用到墨水技術的部門負責人齊聚北京，探討未來的合作意向。緊接著，亞洲研究院又趁熱打鐵在美國召集了一次匯報會，落實會議成果。這樣，Tablet PC、Office、Windows CE等在未來應用數位墨水技術的方向就在亞洲研究院的統一布署中明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