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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3-24, 12:14 PM
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系格局與中國在世界的位置
作者: 老田
冷戰是西方精英主義者的『底線反彈』，是西方以擴軍備戰方式為名，行內部思想整肅和認識統一之實，以挽救西方基於叢林法則的精英主義制度。
冷戰在表面上表現為東西方關系，而後冷戰在實質上是南北關系。冷戰在表面上被安排為發展權和優先權的爭奪，而後冷戰是對世界上多數人口生存權的威脅。冷戰被西方刻意包裝為意識形態分歧，而後冷戰則是基於西方追求排他性的資源分配地位所引發的深刻矛盾。冷戰根據西方的說法是以和平的制度競賽收場，而後冷戰根據美國的安排，越來越指向核戰爭和種族滅絕，按美國最著名策士杭廷頓的說法是『文明沖突』。
總而言之，冷戰是西方白人民兵在守勢下的『以攻代守』，而後冷戰則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結束守勢轉為徹底的攻勢，經濟全球化就是服務於把叢林法則從一國推廣到全球尺度，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利益金字塔，目的在於把處於邊緣生存狀態上世界絕大多數人口，再把他們向毀滅的懸崖推進一步。
中國就是美國實現其全球目標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門檻和限制力量，這既不取決於中國政府的主觀意願和政策選擇，也和中國所選擇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無關，而是由13億中國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所客觀決定的。
一、 50年後對冷戰的回顧
冷戰是西方白人種族主義者蓄意發動的『攘外以安其內』的內部思想清洗運動，其目標有三個：壓制和清洗西方社會內部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懷疑和否定思潮，對外推銷並協助確立以現代化和民主為意識形態標誌的精英主義﹔以資源和經濟軍事方面的優勢拖蘇東集團進入常規軍備競賽增加其經濟困難﹔扶持一些沒有普遍意義的發展典型如四小龍，最終促使中國這樣國家也進行精英主義制度建立的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結果促使世界市場上同類產品價格的競爭性下降，極大地有利於西方在國際市場上順利實現和擴大其壟斷利潤，強化了西方國家在國際市場上以壟斷價格對競爭性價格的
交換和輸入機制，這無疑也構成西方的冷戰重要成就之一。
1、清除內部威脅是冷戰的首要目的
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充分的証據表明，蘇聯曾經有足夠的意願和實力對西方構成過嚴重威脅，現實中對西方社會制度的嚴重威脅，來自西方內部知識精英和民眾對西方基本社會制度的深刻反省。西方以外在威脅為借口，營造戰爭恐怖，並以此為手段梳理精英和民眾思想，西方在外部進行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主要是為了服務於內部思想整肅的需要。
美國和西方主導冷戰的產生，具有兩個方面的目的：一是追求打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並把蘇聯拖入軍備競賽之中去﹔二是在國內以戰爭恐怖對待因反省大戰已經達到懷疑西方根本制度的知識精英。前一個目標是表，後一個目標是里，因為蘇聯始終沒有發展起足以威脅西方社會的軍事力量，也沒有適當証據表明蘇聯有威脅西方的足夠意願﹔但是西方社會內部的精英和民眾階層，對西方精英主義制度的普遍懷疑和深刻反省，卻足以導致西方社會根本制度的崩潰和顛覆。這兩個目的一是對內一是對外，對內目標居於主要地位，按照毛澤東在1946年的說法，美國主導發動冷戰的目的是要『進攻美國人民』﹔對外需要完成的任務
是需要樹立壟斷資本的國際優勢地位，這兩個目標都是為了維持西方資本家對整個世界（包括國內與國外）的統治地位。
由於對西方根本制度被拋棄的深刻擔心，西方精英主義者產生強烈的『底線反彈』情緒，使用了一切可以採取的手段來挽救資本主義制度。馬歇爾計畫就極極端地違背了美國的極端現世主義原則，扶持競爭者的根本目的在於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擴軍備戰與麥卡錫清洗的目的，同樣在於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為理由，來執行清除思想上的反對派之實。
2、對西方精英主義制度的根本威脅力量在於西方內部
在一戰後的1919年3月，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一份祕密備忘錄中寫道『在反對戰前形勢的工人中間，存在著一種不僅是不滿，而且是憤怒和反抗的強烈意識。所有現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秩序都受到歐洲各地廣大人民的懷疑。』而到1931年的大蕭條時期，這種情緒更加高漲，並且擴散到精英階層中去，盪因比指出『1931年這一年因一顯著特征而不同於‘戰後’前幾年，也不同於‘戰前’前幾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並坦率地議論著西方的社會制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到了1945年二戰之後，這種反思有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種高度因為蘇聯戰勝納粹（88%的德軍傷亡是蘇軍取得的戰果）的巨大威望而更加放大。即便是最最自私的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也看到問題的嚴重性，破天荒地對歐洲競爭者進行輸血治療。而歐洲虛弱正是美國培植的德國法西斯的功勞和最初追求的效果，由於這種良好效果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對西方根本制度的深刻反省，使得美國再也無法無動於衷---因為歐洲精英主義制度面臨瓦解的危險。這種危險迫使美國資本家階層不得不進行『馬歇爾計畫』，目的是要拯救資本主義制度出水火。
同時，西方進行思想清洗也是非常積極的，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思想清洗最典型地表現在美國法西斯的『麥卡錫清洗』和德國法西斯兩次對共產黨進行的大屠殺上。由於西方的雇傭制度所提供的特殊便利，麥卡錫清洗雖然在表面上不如德國納粹那麼血腥，但是在思想清洗效果上更為成功和徹底。1970年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想要找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與薩繆爾遜做對手進行理論辨析，找來找去竟然一個人都找不到，最後衹找到一個喬姆斯基（語言哲學家，帶左翼傾向）來代替。
3、蘇聯作為冷戰對手的顢頇無知
在名義上蘇聯是冷戰的另一方，但是蘇聯從來沒有找到正確的應對方法與應對尺度，被動地按照西方設定的軌道，卷入一場不知己不知彼的軍備競賽。蘇聯熱衷於穩定東歐邊界這個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和實質威脅的既得利益，熱衷於取得一個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的西方法理承認，熱衷於在防御態勢下搞進攻性軍事部署，參與以短擊長的常規和核軍備競賽，結果墜入西方的殼中---按照西方主導的軌道和西方的強項競爭。
冷戰的關鍵實際上在於精英階層的走向，因為精英階層是喜歡實現優勢地位的，在整體上是支持精英主義制度的。美國的艾奇遜1949年就把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身上﹔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路易斯-安娜-斯特朗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美國壓服中間地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發動冷戰的目的首先是進攻美國人民，1953年美國的麥卡錫運動就成了毛澤東預言的絕妙注腳。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論斷，就是針對當時西方精英階層普遍對精英主義制度的深刻反省而言的，冷戰的發動者著名的白人民兵丘吉爾、杜魯門對這一點就更加明確了，衹有宣揚『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赫魯曉夫這個蠢材懵然無知。蘇聯的解體和冷戰失敗實際上在赫魯曉夫時代就已經開始了，甚至還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上去，不過最後是在戈爾巴喬夫和葉爾欽手上趨於大成而已。
西方宣稱冷戰以蘇聯的失敗而告終，這並非偶然，這是西方以『有虞備不虞者勝』的結果。蘇聯的錯誤還在於單純注重武備而錯誤地放棄思想資源的利用，而西方的最後勝利的取得，則是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精英主義者的追隨，和蘇東精英對人民利益的背叛。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在客觀上也是有利於西方實現其冷戰目標的，不僅加強了西方的壟斷地位，惡化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條件，強化了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邊緣化地位，而且中國市場對西方工業壟斷資本實施不設防的全方位開放，還大大擴展了西方壟斷企業的活動地盤。
4、冷戰勝利的標誌和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冷戰勝利的決定性標誌是：西方社會內部對精英主義制度的懷疑和否定情緒的消失。這個事件的標誌是美國的雷根和英國的柴企爾的上台，以及新自由主義主義經濟政策的得勢。蘇東的解體和轉向衹是冷戰戰果的擴大，是精英主義制度在本地精英的努力配合下，占領了更多地盤卷入了更多的人口。
冷戰勝利的關鍵在於精英階層在總體上忠於精英主義，不管是在第三世界還是第一世界，而且是從前對立的集團內部的精英主義者，進行的建立精英主義制度的努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蘇東的解體和轉向，不是什麼資本主義制度魅力的競爭，更不是經濟效率的競賽，而是精英主義者熱衷於建立精英優先的社會制度。
和1930年代的資本主義大蕭條相比，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經濟困難不是不能克服的，也不是沒有解決出路的，但是資本家階層願意挽救資本主義制度出水火，哪怕是把世界拖入世界大戰也在所不惜﹔蘇聯的高層精英卻非常樂意借機完成社會制度向精英主義制度轉變。一項美國機構主持的民意調查表明，衹有19%的普通民眾願意蘇聯制度的資本主義化，相反76%的蘇共權力階層和知識精英，卻贊同跑步進入資本主義的『休克療法』。
由於冷戰時代的長期努力，西方的知識精英與政權的結合過程也同時完成，在冷戰結束的同時，西方的知識精英已經完全忘記了當初對大戰的反省，迫不及待地宣稱『歷史終結』。在大戰之後西方知識精英基於人類良知，對大戰進行的反省和對西方根本制度的懷疑，今天在西方已經被典型的麥卡錫腔調，界說為『蘇聯的同情者』。
由於蘇東的解體和轉向，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壟斷資本在世界上的領地迅速擴展到全球範圍，西方的對外目標也同時實現。而且由於電腦技術的進步，西方得以在技術壟斷的基礎之上獲得空前的世界市場壟斷地位，戰後的西方主導國際貿易的基礎，迅速由戰前的『剪刀差』向壟斷價格對競爭性價格的南北貿易關系轉移。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實現了空前的富裕和發達。整個世界的社會思潮在這個過程中，再一次象19世紀末期那樣，出現了一次世界性的向右轉。在19世紀末期的世界性思潮向右轉的過程中，恩格斯的關門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鼻祖。
二、 從冷戰時代到後冷戰時代的轉換
1、 由冷戰到後冷戰轉換的資源因素與技術因素
以壟斷價格對競爭性價格的國際貿易秩序的建立，除了西方世界的主導之外，第三世界國家普遍把現代化作為一個國家不可動搖的努力目標，實際上是這個過程得以順利完成的另一個主要原因。第三世界國家在工業化和發展的早期，衹能是從自身具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性產品入手，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出口產品結構雷同，在國際市場上形成相互競爭的態勢。同時由於工業化在全世界的普及，使得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規模和貿易規模都空前擴大，西方從而也得到空前規模的『高價格』產品輸出市場，同時相應獲取空前的壟斷利潤。正是在壟斷利潤的支持之下，西方得以在全球確立非常優越的資源利用地位，使得其經濟規模完全不受本國的經濟資源限制，成為全世界的高價格產品供應中心和資源消耗中心。
西方以壟斷價格主導了大部分的世界資源，而蘇聯企業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分到一盃羹。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參與軍備競賽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而西方卻實現了富裕和發達。因為蘇聯企業從設立目標和經營方式，都無法從世界市場上撈到足夠的壟斷利潤，這從老大哥對中國的真誠技術援助中就可以看到﹔相反西方企業卻成功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壟斷利益輸入關系，通過國際市場體系集中利用全世界的資源來與蘇聯集團抗衡。
正是因為冷戰過程的深入，需要全世界的資源被動員起來，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程度也大為上升，美國為了不使自身孤立，對盟友的扶持和拉攏（如馬歇爾計畫）也使得富裕的階層迅速擴大，這一切都使得全球人對自然的關系出現巨大的惡化，今天的富裕和發達即使限定在目前的狹小範圍之內，相對應的自然資源也顯得無法支撐。
同時二戰之後智能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對自然資源的加工利用，將有可能不再依賴對工人的剝削，如原來認為難以實現自動化的摘棉花、擠牛奶等作業過程，現在也已經實現了自動化。因此對於維持富裕生活而言，迫切的問題除了加強剝削之外，減少對有限地球資源分享的人口數量成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富人和窮人的和平共處已經受到深刻的質疑，這就是美國策士的『文明沖突論』之所以產生的根本原因。
從理論上講，減少富裕人口比減少窮人更有效，但是富人目前都是美國的盟友，根據過去時代設立的敵對關系國家都是第三世界國家，所以慣性發展的結果是針對以前的被包裝成意識形態敵人的那些國家。由於中國人口基數龐大，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工業品就產量而言也是居於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國的人均能源消費還衹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2，看起來中國已經具備進一步開發利用自 然資源的技術能力和決心，中國已經是而且將會是世界上資源消費增加最快的地區。中國在20年的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中，已經顯著改變了世界市場上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供求關系，已經促成了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在世界市場上急劇下降，下一步極有可能的發展趨勢就是一步一步地突破西方的技術壟斷，削減西方基於技術壟斷和企業規模而建立起來的世界性壟斷地位，因此中國既是威脅西方資源分配地位的國家，也是可能威脅西方壟斷利潤的最大潛在對手。
由於中國人口規模巨大，西方壟斷價格利益集團接受中國作為正式成員的可能性是沒有的。目前西方七國人口不倒7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9個成員國總人口也僅僅占世界人口的1/5，壟斷價格集團中的受益人口與被壟斷價格剝削的受損人口比例為1：4，雖然第三世界國家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下，但是這種剝削的成果還是很顯著的。如果中國龐大人口加入這個特殊集團，那麼受益人口與受損人口之比迅速下降到不足1：2，這樣壟斷價格能夠實現的利益就非常有限，甚至成為毫無意義之舉。所以夢想中國的富裕發達，夢想中國在知識經濟上有突破，在世界市場上賺取所謂『高附加值』（實質上就是壟斷利潤）是非常幼稚的幻想。和
平競爭與技術進步帶來中國現代化，以改變中國在世界資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美國把中國作為頭號敵人（或者稱為戰略競爭對手，實質意義一樣），就是打算使用武力來中斷中國的發展進程，防止中國的發展改變美國獲取壟斷利潤的企業地位，動搖美國世界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地位。
由於地球資源的有限性是無法更改的，富裕和發達的生活不僅不願意改變，而且成為一種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成為優越制度和自由（就是欲望不受主動克制地被滿足）的表征，還不能或者是不願意完全扭轉。其中美國表現得尤其突出，絕對不肯為了環境和子孫後代犧牲自己的富裕和發達，減少自己應該首先承擔的義務降低溫室气體排放，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就是再明顯不過得例子。因此可以預料，所有發達國家最後一定會成為美國的敵人，所謂『民主國家之間沒有爆發戰爭』的趨勢是不會長期存在下去的，這種局面衹是一種假象---戰後美國在共同敵人消失之前、在盟友還是被需要之時的假象，是因為第一步戰略目標還沒有實現，所以第二步目標還沒有提升到議事日程時的假象。
2、 世界人口迅速增長與全球人地關系的急劇惡化
世界人口在1800年前後達到10億，用了接近300萬年時間；第二個10億在1930年達到，用了130年時間；1960年世界人口達到30億，1975年人口達到40億，1987年世界人口達到50億，今天世界總人口已經突破60億。與人口迅速增長的同時，世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工業所主要依賴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並沒有同步增長，而且由於發展水平的提高，在人口急劇增加的同時人均資源消費量還在繼續遞增。能源消費的增長尤其是與城市人口的增長，呈高度正相關關系。今天世界經濟所依賴的能源97.5%是不可再生的礦物能源，工業產值的70%以上，是在對不可再生資源加工中取得的。
世界鋼鐵產量在1950年為1.89億噸，1968年突破5億噸，1972年達到6億噸，1974年突破7億噸。目前鋼鐵產量處於穩定狀態，徘徊在7.0-7.5億噸之間。作為現代消費主義標誌產品的私人轎車，目前每年銷售量約3500萬輛，其中美國約1500萬輛，西歐約1360萬輛。目前世界每1000人汽車擁有量為92輛，美國達400輛，西歐368輛，日本為383輛，基本處於飽和狀態，而中國和印度每千人均為5輛。
再以能源消費為例，世界能源消費量（換算成標准煤）從1850年-1950年，世界能源消費量從1億噸增加到25億噸，1988年超過100億噸。人均能源消費量從1850年的不到100公斤，增加到1950年的1000公斤，1995年已經達到人均2055公斤，1995年美國人均消費11312公斤，中國人均1083公斤。當然隨著技術的進步，尚不能認為人口對地球已經形成絕對過剩，已經達到什麼增長的極限。但是富人不肯與窮人一起過大致平等的生活水平，他們要在技術所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下生活，因此世界資源就明顯無法支持這樣的願望。
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巨大，雖然人均數量很少，但是總能源消費量約占世界總量的1/9，中國的鋼鐵產量占1/7強，從這里也可以大致領略到，為什麼中國成了美國的頭號敵人。
3、 精英主義從守勢轉為攻勢是冷戰結束和後冷戰時代開始的決定性標誌
1930年代，奧地利的哈耶克，在與波蘭的蘭格關於社會主義的大論戰中，以其特有的右翼觀點而在西方學界聲名狼藉﹔而1974年此人竟然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連他自己也高興得老淚縱橫，認為是替自己恢復了名譽。到了1990年代，此人被中國的精英主義者捧為『二十世紀的先知』，看作自由主義的祖師爺。
在戰後作為西方精英階層深刻自我反省的結果，也是對平民力量的妥協結果的---西方福利國家制度，在1970年代末期被英美精英主義者批判為『英國病』。柴企爾和雷根的上台，就是西方右翼勢力在政治上得勢的最明顯標誌。西方的精英階層已經在戰後不到30年的時間內，完全忘卻了對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反省成果，拒絕與弱勢階層的利益協調，全力推進叢林法則又成為西方精英的『永恆的利益』。
1989年美國國務院一個不知名的官員福山拋出的『歷史終結論』，迅速被英美媒體，捧為新自由主義的經典，繼而又被包裝為人類文明的經典，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即自我標榜的所謂『自由主義者』）在這個過程中也糜費了大量的心血。
1990年代，美國所謂戰略家極為活躍，對美國的國家戰略確立起到了很大的總結和推動作用，其中布里辛斯基的《大棋局》就可以看作是美國單邊主義的宣言書，而杭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歷史的重建》則是美國單邊主義的總路線---述說美國的敵人是誰？對敵人追求何種制勝效果？是否有可以協調的餘地？美國在克敵制勝的過程所冒的風險如何？如何防範美國所面臨的風險？。
列寧稱『壟斷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確實按照今天的社會現實看，西方精英主義制度確實是已經山窮水盡，這個山窮水盡已經由無可緩解的深刻人地矛盾來體現，精英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現在遭遇的就是自然的硬性制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文明沖突叫囂，已經是西方種族主義者准備進行人口消滅戰爭的前奏，中國人尤其不能對此掉以輕心。
4、 西方的核心利益是富裕和發達
西方的富裕和發達是西方新的不可動搖的基本國家利益，這個利益的實現基於西方在技術上的壟斷地位和西方跨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產品實現。維護這個利益也相應地需要兩個方面的措施：一是促進西方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上升、促進對壟斷地位有消解作用的國家權力的自我限制﹔二是防止關鍵技術的轉移，以西方的金融實力加強壟斷資本的競爭地位，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的企業解體、破產和被併購。
美國企業能夠在世界市場獲取壟斷利潤是資源輸入的基礎，資源利用規模巨大是美國富裕和發達的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而富裕和發達就是每個美國人的根本利益所在。這也是美國在叢林法則中仍然能夠維持社會整合的基礎，所謂的『大餡餅理論』就是一個較低層次的『物質財富充分涌流』，這顯然能夠大大地緩和美國精英主義制度下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美國精英階層和民眾基於以上共識，形成了共同一致的種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並持久不衰，其唯一奧祕就在於此。美國之所以為美國的要害，就是利益輸入、種族主義和財富充裕的三位一體。對於沒有物質充裕的美國，有興趣者可以去查証一下，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的加油站一共發生過多少起為爭奪幾加侖汽油而發生的槍擊事件。
在這次美國遭到『戰爭襲擊』（小布什的權威定義）後，美國政客和媒體精英的露骨表演，以及體現在民意測驗中的美國深厚的種族主義情緒，是非常讓人吃驚的。而對於中國人而言，被美國當作敵人進行多年的妖魔化之後，對美國民間這種深厚的種族主義情結，尤其具有深刻的領會和心得。種族主義是美國社會的無可救葯的毒瘤，是美國之所以成為美國的主要維系力量之一，沒有種族主義的粘和作用，美國將會陷入解體的危險。當然種族主義不是憑空發生的，它的前提是壟斷利潤和利益輸入（英特爾和微軟就是代表美國向全世界征稅的），它的結果是美國具有世界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地位，能夠實現別人達不到的富裕程度。
5、 實現富裕和發達在於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地位
西方的富裕和發達是基於在地球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就是建立在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的基礎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國際市場上以競爭性價格出售產品，則是一個不能動搖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這樣的國際貿易體系中，西方的富裕和發達才得以維持，正如前聯合國祕書長所言『發達以不發達為基礎，少數人富裕以多數人窮困為條件』。現代化在資源制約之下，永遠衹是一部分人的價值，缺乏普及到全人類的物質基礎，也是第三世界國家精英主義者所能夠實現的夢想，這個夢想以破壞第三世界絕多數人口的基本生存條件為前提條件。
美國決不是什麼『多極世界』的擁護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強』的擁護者，美國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徹底的主導地位。在世界資源短缺趨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美國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節制和協商的資源分配權，而不是目前在資源占有和利用上的優勢地位，這才是單邊主義的實質和核心。因為電腦技術和智能技術的進展，剝削窮人不再是富人富裕的條件，所以富人和窮人『兩極分化』的和平共處的必要性趨於消失，這才是美國的追求，這才是文明沖突的內在邏輯。
6、 資源分配的優勢地位的基礎在於壟斷利潤
19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就開始放寬對企業的反壟斷限制，允許甚至是促成企業併購和重組，以擴大跨國公司的單個企業規模，以加強西方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壟斷地位。
壟斷利潤就是美國和西方新的全球利益的核心，西方特別是美國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主要陣地，堅持不懈地向第三世界國家推銷『小政府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期實現第三世界國家接受自我限制的原則，清除最後的對跨國公司的限制力量，使得跨國公司可以自由地發揮其壟斷優勢，借以加強西方國家在世界資源分配上的控制和決定性的優勢地位。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行為，應該說都是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的，西方特別是美國在這一談判進程中多所留難，關鍵則在於西方充分利用這一過程以榨取更多的利益和讓步
。
三、 冷戰和後冷戰時代西方意識形態的兩大支柱
現代化和民主是西方冷戰和後冷戰意識形態的兩大支柱，是幫助在第三世界國家建立精英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因素，是吸引第三世界國家走精英主義道路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因為現代化和民主能夠實現政治和經濟利益上的『精英優先』，改善精英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民主則是通過全民票決方式來追認精英主義制度，確認精英分贓的政權和政策，以實現在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上的『精英優先』。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刻意把現代化和民主作為社會發展目標來推介，並把它們宣布為所謂『人類的普遍價值』，其實現代化和民主都是隱含『精英優先』的精英主義預設立場。
現代化觀念的核心和魅力在於：肯定人們欲望應該得到技術所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滿足的正當性。現代化觀念本身就是『感覺第一』的消費主義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義的肯定性前提，這個前提符合人們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與自然是否應該協調，人與人要不要和諧相處的問題，尤其是優勢階層是否需要與弱勢階層進行階層利益協調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化是一種價值而不是科學，是一種無須証據和証明的基於人類欲望和本能的價值，從全球人地關系緊張的現實看，是基於精英優先的少數人價值。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除非人們能夠突破『物質不滅』和『能量守衡』規律，否則以有限的地球資源是無法支持全部人口實現現代化的，所以富裕和發達是沒有普遍意義的。現代技術越進步，人們在技術幫助下所能夠達到的生活水平越高，每單位個人所需要的不可再生的資源就越多，以有限的地球資源所能夠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現代化所能夠覆蓋的人口範圍就必須進一步縮小。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議制民主』，代議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農民，衹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們。代議制民主唯一目的就是要求廣大民眾，對基於精英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各種施政策略進行『票決』，對何種不同利益集團的精英主義執政集團進行選擇，而永遠不可能依仗票數優勢選擇出毛澤東那樣的平民主義者和平民政策，實質上就是對精英進行政治利益分贓進行挑選和合法性追認。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進行有利於平民的制度變革，促進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的利益協調，所以民主不過是精英階層需要的、對精英主義政治分贓制度的合理性進行全民追認的政治形式。
所以現代化和民主的預設立場並不難予以解讀，這種預設立場在國際關系上是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不僅是有利於在全球推廣精英主義制度，而且精英們將在這個制度體系中獲得國內的優勢地位，在建立國內社會分化的同時精英們在國內成為一個不受民眾歡迎的階層，因此精英階層為社會基礎的政權，必然向西方尋求道義和外交乃至軍事支持，條件當然是對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予以優先確認。
在後冷戰時代這種思維方式以兩種奇特的後果表現出來，以中國為例，自改革開放開始的二十年內，中國迅速由基本獨立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完成了『產業技術邊緣化』過程，在思想領域抄襲模仿，也迅速完成了中國知識界的『意識形態邊緣化』過程。
1、 中國產業技術邊緣化現象
在最近20年的企業生存狀況變化趨勢下，國有企業的組織結構和人員配備最不符合邊緣化企業的要求，所以不能被接受為邊緣化分工的對象，因此其市場份額迅速消失，形成一種半死不活的邊緣化生存狀態。
從深圳和沿海的企業結構看，多數沒有社會負擔，員工年富力強，肯於為開拓市場夜以繼日地干活，同時企業發展目標也不可能有長遠打算，完全是為了改善當前的個人生存狀態而工作，為純利益而工作，因此最符合國際市場企業分工的邊緣化企業條件，所以迅速成為西方大企業與中國市場之間的必要橋梁。從這個純為市場服務的企業目標而言，規模小反而是一個優勢，對技術開發能力沒有追求是正恰如其分的，但是要求員工具備學習和掌握操作技巧的能力，衹對占領市場感興趣是正確的，對賺取差價的興趣多於對產品開發的興趣，才是與西方企業進行良好合作的關鍵。
中國工業無法獲取正常利潤，低水平重復是一種典型的技術邊緣化的生存狀態，與依托技術壟斷形成的市場優勢地位的西方跨國公司形成鮮明的對比。對於中國企業在邊緣化生存狀態下的處境，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們，一貫是予以極度蔑視加極度污蔑，並以此作為制度不行的証據。
在邊緣化狀態下生存的企業，是無法實現工業化的社會目標的，因為這樣的企業其產品在市場上既不可能獲得壟斷利潤，甚至不可能獲得剪刀差，衹能在『低成本運營方式』中苦苦掙扎。筆者曾經反復指出，『低成本運營方式』是中華文化的三大思想淵源之一，正因為確有如此根據，那些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稱，是『中華落後文化』妨礙了企業經營思想的進步，而不是中國企業被人為推進『低成本運營方式』的困境，這種倒果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義者智囊的主要法寶之一。
我國國有企業建立明顯帶有『備戰備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於『有比沒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強』的戰備觀念下的產物。中國企業規模小競爭力低下，並不是什麼極端精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種中國人什麼都不行，企業技術落後和管理觀念陳舊，而是企業當時所服務的目標與今天的和平時期有根本不同。把這樣的企業盲目按照所謂的『國際標准』完全推入市場，再加上舊負擔與政策性稅負不均，結果在短短的10年之內，國內市場上就發生明顯的政策選擇效應，國企市場份額急劇下降，喪失生存能力。而在國際市場的表現上，問題就表現得更為突出。中國企業規模小，多數沒有國際市場經營能力，衹能成為跨國公司的轉包
工廠。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燈具生產商荷蘭菲利浦公司，採用包銷等手段，極力壓低中國國內燈具工廠的產品出廠價格，利用中國工廠的成本優勢打敗歐洲的同行，然後再在歐盟提起針對以前的中國供貨方的反傾銷訴訟，試圖以此把中國競爭者趕出歐洲，制造自己的優勢地位，追求壟斷利潤。陷入這種邊緣化生存狀態的企業，不僅僅有國有企業，而且還有一大批沿海地區的私營企業。
正是由於中國企業規模小沒有獨立的國際營銷能力，實際上無法實現我們的工業化目標，實際上就是中國企業的邊緣化生存狀態，決定了中國的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現實。盲目發展所謂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最後是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為作為跨國公司的轉包工廠，為跨國公司建立壟斷地位撮取高額壟斷利潤服務。實際上由於談判地位的不對等，產品出廠定價完全由外方控制，經營結果不僅沒有正常的利潤，而且對工人也無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條件，在免稅政策的關照下對國家也沒有履行相應的納稅義務，投資者也無法實現正常的資本積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遠沒有安身立命的機會（就是『離鄉不離土』
，無法變成城里人），主要還不是因為資本家的貪婪，而是所服務的企業本身處於國際分工的底層和邊緣，企業、個人包括國家（不能不執行免稅政策），都不能從這些企業乃至行業興起中獲利，雖然這些外向型行業的總產值規模已經極其巨大。
中國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後獲得收益的卻是西方的跨國公司，完全無法體現我們的民族發展目標，最後由於跨國公司的叛賣行為，國家和社會還要承受工廠關門工人失業的後果，再接再厲發揚雷鋒精神，為跨國公司擦屁股。這樣的後果卻被精英主義者當做成就來吹噓，天底下有比這更荒唐的笑話奇談嗎？這就是為什麼出口比例越高，發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們對未來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當然這樣的依附型經濟還是有必要的，順差更是必不可少，在1990年代初期，中國每年的外企利潤匯出為幾十億美元，到今天已經達到200億美元之巨，再過5-10年就可能達到00-1000億美元的數字，如果沒有這樣的血汗工廠，中國拿什麼來 支付外企的利潤呢？中國短期資金的過度輸入，是必須以長期的資源流出為代價的。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適度的外貿依存度不僅是中國戰略安全的基石，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正確路向，邊緣化的加工能力膨脹，是不可能解決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所面臨的發展問題的，對新加坡和香港台灣有效的發展戰略，也許對浦東和深圳有借鑑意義，但是對整個中國則完全沒有借鑑意義。
2、 體現在中國主流知識精英身上的意識形態邊緣化現象
從1980年代開始，西方的精英主義、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都被當作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來介紹，在一個時期之內，主流媒體就是以此為中心的。對中國本身問題的關注與研究，反而看不見了，整個知識界都熱衷於西方精英主義思想的引進和闡釋，這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邊緣化現象。
在1990年代，原來作為禁忌的西方右派思想，也被當作先進思想在大學講壇占據主導地位。全國大學的學術著作和學術流派迅速西化，連大學教材教法也全面向西方看齊，所謂的『面向世界』『與國際接軌』『建設國際一流』的喧囂震耳發聵，在這種喧囂背後的關鍵事實在於：中國和中國人所面臨的問題究竟與國際接軌沒有？或者說是哪一部分人的主要關心問題，已經完全在於建立和鞏固精英主義制度上？北大的光華管理學院實際上完全著眼於叢林法則和精英主義的推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光美學院。
中國知識精英對知識經濟的盲目鼓吹，對所謂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垂涎三尺，實質上就是對西方跨國公司壟斷利潤的諛頌。這一過程最集中體現了中國知識精英所擁有的邊緣化意識形態特征，是失去了獨立思考和研究問題的能力之後，同時失去了獨立的利益和價值判斷能力的表現。
正是在這種意識形態邊緣化的主導之下，中國外交部已經沒有能力說清楚中國的根本國家利益是什麼了。針對美國的單極世界追求，撞擊式地提出什麼『多極化潮流』，這極端可笑，難道中國需要建立一塊勢力範圍嗎？對於每次美國對中國的無端指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慣例必定是否認外加隱含的保証語句，其實這難道不是美國正需要的保証嗎？而且是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國家利益範圍內，向深懷敵意的對方做保証。
四、 後冷戰時代中國在世界的位置
1、 追求現代化的邏輯結果是精英階層掌權和中間地帶的消失
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化是中間地帶的消失，西方壟斷資本對全球經濟的控制程度空前加深，西方國家的軍事政治實力也隨之膨脹。這個國際關系的格局形成，有中國的巨大功勞在內。雖然西方國家具有技術優勢並據以形成壟斷，但是在國際市場上第三世界國家的產品進入競爭性價格的陷阱，則是得益於中國的全方位開放過程的決定性作用。中國以幾乎無限的人力資源來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果是使得世界市場上低技術產品迅速達到供應過剩的境界，使得同類產品價格急劇下降，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貿易條件的急劇惡化，在其反面則是西方國家跨國公司的壟斷利潤急劇增加。
第三世界由於在經濟上競爭態勢的加強和惡化，所以在政治上日益解體和分化，西方由於低技術產品來源的空前增加，得以使用貿易傾斜作為一個政治手段來使用，干預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這更加加劇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不團結。在作為冷戰意識形態---現代化和民主道路的照耀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全面掌握了國家政權，絕大多數選擇了精英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第三世界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趨於消失，作為大國利益的平衡、隔離和緩沖地帶的作用消失。
2、 歐美日在同一個壟斷利益同盟之內
與第三世界貿易條件急劇惡化不同，歐美日諸國則處在一個壟斷利潤的同盟之內，雖然冷戰結束，但是國家之間的同盟關系反而加強，起維系作用的就是國際市場上的共同的經濟壟斷利益。中美關系不是由於中國挑戰美國的霸權的行動引發的，而是美國需要固定甚至是降低中國民眾的生存狀況，為西方的富裕發達留下數量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在這個問題上，歐美日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中國不要幻想西方的分化，指望以外交或者政治分化手段來拉攏歐洲和日本。歐洲盟友與美國的分歧僅僅具有個案意義和特殊性，屬於戰術利益分歧，不宜作為可以依賴的証據。
NMD計畫受到歐洲國家的反對，並不是因為什麼正義和公理，而是美國這一次玩過火了，希望把自己的絕對安全建立在盟友的絕對不安全基礎之上，使盟友遭遇無妄的核毀滅的風險。在戰略安全問題上，這是美國現實力量缺乏足夠的協調和交換的籌碼，因此分化日本雖然難以在外交和政治層面上設法，但是戰略生存問題將是日美離異的焦點。
中國需要堅定不移地告訴日本，如果在戰爭中日本追隨美國，中國將集中主要力量打擊日本。必須讓日本承擔的打擊風險和戰爭成本足夠大，超過美國所能夠給予和確保的利益範圍，日本才有可能發生中立或者轉向。這個轉變的前提是可能發生的，因為美國早已不是在戰後執行馬歇爾計畫時期的美國了，日本經濟從1980年代開始就一直受到美國的壓制和破壞，實際上日本所依賴美國的主要要點就是石油秩序和市場作用，這一點是無法與美國將要發動的毀滅性的戰略戰爭對抗作成本比較的。
3、 俄羅斯採取徹底的韜光養晦政策
解體後的俄羅斯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國內的階層矛盾加劇，社會整合程度下降，難以在世界上有所作為，在科索沃事件上的表現就是選擇徹底的『韜光養晦』政策的結果。由於蘇聯解體和削弱，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已經願意把俄羅斯先放在一邊，科索沃戰爭就是美國同意把俄羅斯放在中國後面的結果。俄羅斯的奮起，需要以中國承擔美國的大部分戰略壓力為條件，這是在北約侵南戰爭期間，俄羅斯以行動語言所表述的意見---決不當頭，同時中國也已經無法避免這樣的局面了，美國已經結束歐洲優先的戰略。
侵南戰爭就是美國正式結束戰略歐亞搖擺的局面，確立了美國戰略東移和亞洲第一的原則，中國將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的第一位的戰略對手。俄羅斯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全面配合了美國的行動，並較為積極地促成了美國戰略的順利轉移，侵南戰爭中若俄羅斯態度堅決，北約根本無法把戰爭進行下去。如俄羅斯運入200枚C-300PUM這樣的防空導彈，北約將無法把空戰進行到底，地面戰爭米氏不怕。而普里馬科夫在印度訪問時不恰當地呼吁中俄印結盟，幾乎斷送了葉利欽總統的良苦用心，從情感而不是從理智出發在國家重大戰略上犯錯，因而遭到解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西方媒體所說的『科索沃戰爭是最後的一場歐洲戰爭』。俄羅斯已失去與西方對抗的意志，戰線將會東移，下一場戰爭將會在亞洲爆發。中國大使館被『誤炸』事件就是這一涵義最好最形象的體現，同時也是提前發給中國政府和民眾的一個強有力的信號。
值得讓人回味的是，在五六十年代蘇聯與中國爭著當老大，而現在則避之惟恐不及，對中國拱手相讓。然而，理智的選擇並不能平衡感情的傷害，侵南戰爭不輒是在打在俄羅斯臉上的一記耳光。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一股強烈的復仇情緒：要武裝中國人民解放軍與美國作戰。在戰略態勢上，美國沒有任何籌碼可以拉攏俄羅斯，俄羅斯企業界也沒有能力參與世界壟斷利益同盟並分取一盃羹，而且俄羅斯目前連開發利用自己地下的資源都力有未能，因此也沒有加強自身資源分配地位的現實需要。
俄羅斯是中國可以借重的盟友，不是美國能夠徹底收買和籠絡的。但是在戰略安全上對俄羅斯的任何依賴心理都是錯誤的，從中國在1970-1980年代的外交表現看，俄羅斯進行短期的戰略搖擺的可能性極大，那種認為可以依托俄羅斯的核武庫，來維持今天世界的戰略力量平衡的想法是極其危險的。中國必須自己建立足夠的遠程核打擊力量，來保障自己的戰略安全。
4、中國的戰略態勢十分突出與中美關系的急劇惡化
在第三世界國家政治團結喪失，俄羅斯不出頭，歐美日處於同一個利益同盟之內的情況下，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和印度還沒有能夠成長起來，中國的戰略態勢非常突出，無疑已經成為美國的首要壓服對象。無論中國採用何種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上是否出頭都不會有根本區別。與中國的關系如何是美國建立絕對優勢地位的基石，美國破壞中美關系就是因為把中美關系放在全球首要關系和戰略核心的地位上。
美國主導和追求的中美關系定位，不是追求合作關系，甚至不是追求中國作為附庸的關系，而是追求一種消滅效果。美國對中國的妖魔化不是因為缺乏對中國的了解，而是要中國失去正常乃至必要的影響力，美國每每對中國政府在武器擴散上進行無端的指責，恰恰是美國對於中國微薄的軍事力量和技術也感到難以接受和放心的結果，美國需要毫無危險和最順服意義上的中國和世界以供驅策。這樣的中國和世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單極世界。因為美國的戰略目標已經不是什麼意識形態分歧，也不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而是中國的龐大人口對世界資源份額的潛在需要。這個潛在的資源需要，在中國越是向西方價值觀靠攏，就越是容易與
西方的富裕發達的核心利益相矛盾。
應該說在最近20年來，中國的在任領導人對美國是越來越溫和和恭順。但是這沒有妨礙美國戰略重心的東移，沒有妨礙美國在中美關系上變本加厲地制造麻煩和事端，沒有減少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這些問題都不是『增加信任』所能夠解決的。實際上，即便是即便是中國政府簽署一份投降書給美國，都沒有用。因為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一旦有毛澤東那樣的領導人出現，美國終究是鞭長莫及，難以如願。所以最為理想的狀態是李登輝主張的那樣，分成七塊，各自為政相互攻殺，那樣讓美國稱心如意的亞洲秩序，就可以永遠高枕無憂了。
西方的策士亨庭頓宣稱『文明的沖突』，文明沖突的過去舊例是種族滅絕與殖民。杭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歷史的重建》一書中暗示，文明沖突的手段是核戰爭，而美國需要防範的風險是核反擊，而美國的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就是為防範核反擊做准備的。這是真正的有限資源與生存權的戰爭，而不是優先權的戰爭，所以沒有任何回避、讓步和妥協餘地。因為優先權可以放棄，而生存權不能放棄，除非中國自動分成七塊，相互攻戰不休，否則美國也決不會相信中國任何『投降書』式的保証和承諾。
美國人非常清楚堅定，而中國一些所謂智囊則充滿了僥幸心理，甚至希望實現美國式的制度安排，來規避中美關系中的困難。而一些高明的智囊，和所謂的『民主鬥士』一樣（當然在說法上更委婉更精致），聲稱問題的結癥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這些人大概忘記了毛澤東所發現的『先生總是打學生』的道理，竟然不知道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在最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後，是更接近於美國模式還是差距更大？為什麼中美關系中的人為事端越來越多？
中國需要追求的不是平等，不是什麼多極世界，而是代表世界3/4的窮人的生存權問題，需要挺身而出。而且中國也沒有躲藏和『韜光養晦』的餘地，因為如果美國不徹底壓服中國，將無法擴大優勢直到完全主導世界的地步，壓服中國就是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所以中國不是要試圖避免和減少什麼麻煩，而是要理直气壯地振奮起來，為世界進入總體協調發展之路努力，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就寄托在這里
。
因為俄羅斯在科索沃事件之後，實施徹底的『韜光養晦』戰略，歐盟和日本是美國軍事霸權保護下國際壟斷利益同盟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美關系就是決定未來國際關系走向的關系，也是決定二十一世紀國際關系構架的進行式關系。美國必須通過壓服中國來建立起自己的絕對優勢地位，對於這一點中國人必須有著清醒的認識，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所以自從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對中美關系一直持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維護中美關系成了中國政府的單方面義務。這不僅為中國政府在多次『事件』處理中的行為所証明，並且被美國政府的各種出手所反復驗証。對於美國人而言，中美關系是決定全球構架的關系，所以可以作出任何犧牲毫不
在乎。對於中國精英主義者和智囊來說，中美關系不過是中美關系，甚至是中國少數既得利益集團與美國的貿易和利益關系，所以任何犧牲都是不能付出的。
不管中國政府採用何種對策和如何應對，美國將視中國政府的意志和反應能力，為未來國際構架划定輪廓。實際上美國沒有主導世界的能力，因為它的手已經伸得太長，早已經超出它能力範圍，但是如果沒有人反對那又當別論。目前中美關系實際上已經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之所以還有斷絕外交關系，完全是因為中國政府的『不出頭』。中美關系是一種在美國主導下的長期冷戰加上偶爾熱戰的關系。
五、 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戰略關系的特點
1、大國核心利益直接對撞
因為後冷戰時代的戰爭目標在於追求不可再生資源的排他性獨占地位，根據美國的准備行為推測，這種地位的建立最徹底的方式是大量人口消滅。後冷戰時代的戰爭將更加殘酷，更缺乏道義和說服力，更沒有前方後方。對核戰爭與種族滅絕戰爭的重視已經逐漸浮出水面，『文明沖突論』正是因此應運而生。
由於中間地帶的消失，大國利益開始直接對撞，科索沃問題最後演變為直接戰爭，就是美國消滅中間地帶的大國核心利益進行前出部署的一個戰略演示結果。台灣問題步步升級，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都急劇增加，以及在美國政客中間武力保台的叫囂，都是美國直接推進其戰略和軍事前線的結果。
2、 後冷戰時代國際關系的可協調性下降
在核心生存利益上沒有妥協和投降的可能，外交和政治協調作用下降，戰爭手段可能性增加。由於世界軍備力量失去平衡，美國和西方所承擔的戰爭風險和戰爭成本都急劇下降，因此選擇戰爭手段的傾向迅速增長，聯合國的空心化過程與此密切相關。今天實現世界和平的關鍵，已經不是什麼政治和外交手段所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美國典型的戰爭傾向，與遏制這種戰爭傾向的力量對比問題。
在常規軍事力量的平衡上已經沒有可以設想的必要，1993年俄羅斯宣布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發誓要用核武器來反制對俄羅斯的侵略，就是承認常規軍事力量失衡的結果，承認美國的常規軍事優勢是無法追趕的現實，因此戰略力量的威懾作用和核武器作為常規力量不足的『平衡器』（美國前副防長阿萊-阿斯平語）作用又空前突出，追求世界和平的關鍵在於威懾美國的種族滅絕沖動。
單邊主義的兩大支柱是信息革命和資源有限，沒有信息革命帶來的智能機器替代人工復雜勞動的可能，富人與窮人的和平共處還有可能繼續下去﹔沒有地球資源的有限性，為富不仁的心態也不會迅速極端化為種族主義下的文明沖突喧囂。單邊主義的產生和惡性膨脹就是跟著所謂的信息革命而深入的，西方的種族主義情緒又急劇上升。妖魔化中國和中國人本身，就是這種白人種族主義的又一次惡性發作。
實現世界長遠和平的關鍵，在於徹底在社會上拋棄叢林法則，掃除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才能真正拋棄在國際關系構架中，建立政治、經濟利益金字塔結構的努力。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上的金字塔結構就是西方國家在地理大發現之後，通過幾百年的努力結果建立起來的。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提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同時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相處。這是一次真正的『最後的鬥爭』，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義和西方的叢林法則的競爭，也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明比賽。文明從本質上講是不沖突的，制造沖突的是美國在叢林法則主導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世界長久和平的爭取關鍵就是在人類社會中拋棄叢林法則，在文化
和思想資源上，對西方基於叢林法則的精英主義思想，將不再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3、 後冷戰時代戰爭風險和殘酷性急劇上升
由於整個世界思潮整體向右轉，美國知識精英和政權的結合過程已經完成，使得美國具有了一種在軍事力量之外的所謂的『道義優勢』，使得美國不僅能夠在軍事方面完成對外戰爭准備，而且在輿論上也容易完成戰爭動員，戰爭的風險將因此在軍力失衡的現實下加劇。軍力失衡使得戰爭的成本和風險很小，而且道義成本也將不再，對南聯盟的戰爭就是這樣上演也是這樣完成的。
戰爭的道義和規則不再，戰略性的戰爭可能主要目的服務於人口消滅。除了象對南聯盟這樣的試驗性戰爭之外，真正的戰爭都將會是戰略戰爭和總體戰爭，而非局部戰爭。弱勢民族面臨的將是生存威脅，而不是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因為全球人地關系緊張的現實，加上智能技術的發展可以替代人的復雜勞動，美國富人認為與窮人和平共處的必要性不再存在。
由於資源的有限性是無法更改的，美國在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行動中所表現的是『不富貴、毋寧死』的決心，因此減少資源消費與自然共處的前景也是不樂觀的，人地矛盾除了人口消滅之外，就再也沒有其他的出路了。從這個意義上去解讀美國的『生物圈二號計畫』，TMD、NMD計畫背後的涵義和決心，就容易多了---就是要為毀滅性的核戰爭做准備。
4、 民主喧囂的背後是壟斷利潤對國家政權的排斥
在中國民族企業的市場利益被跨國公司邊緣化之後，壟斷企業的經濟權利已經派生了對政治權利的強烈要求，再以政治權力確保壟斷利益的長期穩定。中國的企業的邊緣化過程，無疑使得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具有了一項新的利益---為保障壟斷利潤必須使政治和軍事勢力範圍的跟進。這就是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相應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格局相匹配的結果，政治確實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為壟斷利潤越出了國家的邊界，因此政治和軍事保障也產生了同樣的要求，『人權高於主權』不是因為人的需要，不是真的關心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狀態，而是因為資本和利益的需要，因為壟斷資本的最後一個對手就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政治權力。是因為資本利益越出了國界，所以政治權力和軍事影響也要求越出國界。
六、中國和美國各自進行戰略展開的困難和優勢
1、冷戰對今天的部分啟示意義
在冷戰時期蘇聯曾經奉陪進行軍備競賽，結果以蘇聯的優勢資源仍然不敵西方主導的世界。今天中國將不可能在常規軍備競賽方面進行奉陪。
蘇聯的思想資源是大有破綻的西方異端意識形態，來對抗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在這個過程中，蘇聯沒有能夠認識到其中的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後門。中國將可以使用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義與整體協調，來對照西方的叢林法則和個人至上。
西方冷戰的勝利依賴的是人性中自私和丑惡的部分，利用的是精英階層忠於精英主義的形勢﹔中國將不得不呼喚人們的良知，利用人們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真誠關注。
在冷戰早期西方的精英主義制度岌岌可危，丘吉爾、杜魯門這樣的白人民兵底線反彈，有一點點哀兵奮起的味道，連馬歇爾的計畫都使出來了﹔中國將依賴人人都需要一份基本的生存機會和條件，以平等和正義為道義力量和號召，能夠實現真正的哀兵奮起，一定能夠爭取世界人口的大多數。
2、中國的對策和策略
中國需要在經濟和軍事方面採取守勢，在經濟方面採取守勢可以破解工業和技術邊緣化的處境，盡可能整合國內的精英階層。中國在開放過程中引進外資的政策結果，是以長期的資源流出為代價引進短期資金。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分工，是緊張的環境容量也同時被廉價甚至是無支付轉讓，結果是中國的環境代價先於發展水平提前到來。
伴隨外資在中國撮取的壟斷利益，強烈需要政治和軍事保障，結果是美國感到需要增加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壓力。禍福無門唯人所招，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本身就具有重大戰略安全意義。因此中國的經濟獨立地位，降低外貿依存度，本身就是中國安全政策所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所謂的雙贏和兩利，利益加信任是沒有說服力的。這個不僅已經嚴重破壞了經濟上的防御態勢，而且外資的過度引進的長期惡果將更加嚴重，實際上就是在短期資金流入和加快當前開發速度為目標，以長期的不間斷的資源流出為代價（資本需要支付利息或者利潤），而中國本來的人均資源就極為短缺。
在軍事方面，需要在國內造就上下同欲、眾志成城的態勢，以提高對方試圖用局部戰爭或者常規戰爭獲利的風險與成本，化減常規戰爭的威脅和局部戰爭的威脅，集中力量於保証核威懾的有效性，爭取和平與生存的關鍵在於威懾美國的種族滅絕願望。國土防御的有效性就在於以人民戰爭為基礎。
在輿論和政治方面必須採取攻勢，對西方基於叢林法則的思想文化採取全面揭露和批判，化解中國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意識形態邊緣化的現實，同時以道義的無形力量來彌補有形力量的不足，在全球範圍內爭取朋友，孤立美國。
3、對聯合國和WTO舞台要進行充分利用
作為輿論和政治採取攻勢戰略的一部分，需要在聯合國和WTO聯合發展中國家共同努力，以追求人與自然關系和諧與追求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
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的關鍵，在於減少個人基本需要以外的奢侈消費，作為這種和諧關系追求的經濟杠桿，應該以聯合國為舞台，推動開征資源消耗稅和環境容量稅。資源消耗稅以人均能源消耗量為計稅依據，從量計征﹔環境容量稅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計稅依據，也作為從量稅。起征點為世界人均水平，征稅所得用於聯合國開支和對最貧困的國家和人民進行援助救濟。中國可以聲明不要這種援助。這樣的行動從宣傳到落實，都是對西方壟斷利益同盟的富裕發達的正當性，提出深刻的質疑。
由於中國已經加入WTO，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舞台，中國應該聯合發展中國家，爭取『公平交易條款』，把壟斷價格列為非法﹔同時把技術轉讓的限制性行為規則列為非法，並授予主權國家在WTO裁定生效後的自救濟權利。如針對跨國公司的壟斷價格部分可以發布止付令（對貨款回籠或者利潤匯回進行強制執行），對其壟斷利潤實施國家沒收。壟斷價格的合法裁定依據，要以世界平均工資、平均利潤和平均地租水平為基准。這個過程的輿論准備過程與實際成效都是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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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外交需要根本調整去結交真正的朋友
中國的外交困難在於一相情願地希望擠入富國俱樂部，而西方一看到中國的巨大人口就一致反對，因為有了中國的富裕和發達就沒有他們的富裕和發達。所以中國把外交工作重點放在富國身上，是在錯誤的地方停留幾近20年﹔中國的真正朋友是和我們一樣的窮哥們，但是他們被我國冷落了20年之久﹔中國在外交上形成一種非常典型的『富人不愛、窮人不理』奇特景觀。
和戰略基礎與我們完全相反的國家交往，甚至希望用經濟利益收買，政治讓步手段，來解決今天這樣的根本戰略利益分歧是極其幼稚的想法。希望用戰術手段解決戰略問題，在國際關系上從來就沒有成功過。西方許多人覺得中國外交辭令太好聽，所以越發感到難以相信，這是有道理的，他們已經是在為戰略展開做准備，中國的智囊精英們還在夢里，要跟他們搞戰術合作。
5、在國內的關鍵是遏制精英主義的惡性膨脹
中國的戰略安全的困境在於：精英主義者已經破壞了毛澤東時代的『上下同欲』態勢，因此國土防御戰略的威懾作用消失。因為在軍備競賽上又沒有出路，所以朱熔基總理在清華的講話中提到『你沒有實力就硬不起來，硬人家也知道你是假硬』，這種『假硬說』就是這一後果的真實寫照。由於美國在中國政府對一些關鍵事件的處理中（特別是撞機事件），解讀出一種缺乏堅定戰略意志的心態﹔中國在撞機事件上的巨大讓步，不僅沒有在中美關系中減少麻煩增加信任，反而助長了美國戰略前出部署和壓力延伸的沖動，迅速出現對台支持和售武的升級。
在中國主流知識精英階層中，形成了一種『蔣氏意願』---當亡國奴也不壞（如劉曉波），或者是寄希望於外國力量，甚至是把國家安全寄托在所謂的道德和輿論的制約上，這非常明顯地體現在時殷弘博士身上。『蔣氏意願』可以被戰術戰爭所威脅，能夠被常規戰爭所威脅，甚至在根本國家利益上，還能夠被『新聞戰』和『經濟戰』所威脅。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對『友邦驚詫』也非常敏感，在中國主流知識精英的幫助之下，美國妖魔化中國人的行動，已經和正在取得成效。
中國需要採取適度發展戰略，需要適度產品與適度技術戰略匹配，即在消費領域採用向絕大多數人需要水平靠近的技術和產品結構，這樣能夠有利於國家節約部分資源進行機動安排，而不是象目前這樣僅僅為了提高消費品的層次而罄盡國家資源，同時民眾受益的範圍又非常小，破壞了國內階層的整合和上下同欲的態勢。因為中國技術和經濟資源有限，所以中國不能參與常規軍備競賽，不能進行『前出壓迫』的安全部署，需要繼續實施『國土防御戰略』。而國土防御戰略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都是人民戰爭，沒有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沒有全民心防的建設，國土防御就是一紙空文。其效力甚至遠遠不如『御敵於國門之外』，再加上老蔣
的『以空間換時間』。
中國需要准動員狀態，以達到孫子所說的『以有虞備不虞』的境界，用民間諺語來說就是『笨鳥先飛』。從經濟角度來講，就是用無形資源彌補有形資源的不足，規避常規軍備競賽。對美國戰略東移和軍事挑釁，要准備和他們比一比『誰更不怕死』。呼應俄羅斯的局部核戰爭戰略，採用『等效核威懾』戰略以備不虞。『等效核威懾』就是宣布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對於針對中國進行的侵略戰爭，無論是常規戰爭還是核戰爭，衹要是敵方殺傷中國人口達到10萬，中國就使用核武器取得同樣的殺傷效果。這個等效核威懾戰略必須以全面核威懾力量為基礎，如果敵人蓄意升級戰爭，就要跟他們戰鬥到底。等效核威懾的戰略實質
是以冒全面核戰爭的風險為代價，來解決一個永遠也無法拉平的常規力量差距，在規避常規軍備競賽的前提之下，解決國家面臨的戰略壓力日益加大的問題。
6、在最壞的情況下---預測中美戰爭的前景
衹要是在國內實現了上下同欲，美國的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就無法達成他們的戰略目標﹔在戰略戰爭（核戰爭）上，NMD即使技術成熟也是不可能取得真正實戰效果的，中國與美國各有優勢，在一定意義上核戰爭對美國反而更加不能接受。因此爭取和平和國家安全的關鍵在於國內協調。
衹要是中國國內實現了上下同欲的態勢，晚清和民國政府產生的可能性消失，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就無法實現美國的任何戰爭目標，所以中國爭取和平的關鍵，衹在於威懾美國的種族滅絕沖動。
估計一下中美戰略戰爭的可能演變結果是有益的，中美如果發生核戰爭的結果，對美國可能造成三種層次的打擊：最低目標是可以實現把美國趕出亞洲，中等目標是美國雄居世界第一的地位消失，最高目標是美國不再是盎格魯薩克遜人的美國而是拉丁美國。而中國的人口損失在美國發動的核戰爭中必將極其巨大，但是由於中國幾千年來早已經實現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衹要是中國人還有相當部分能夠生存下去，在50或者100年之後，必定能夠重建中國，以中國人的勤勞睿智，按照已經死了的西方的戰略家西格爾的說法，必定又要建成一個『中等的』『二流的』強國。
由於美國的民族整合過程沒有完成，中國不需要追求『確保相互摧毀』這樣的最高效果。對於美國的種族滅絕沖動，中國需要確保的是（1）中等殺傷目標：使用核打擊把美國趕出當今『世界分贓團伙』（美國不再能夠從世界市場撮取壟斷利潤），這樣美國由於沒有完成民族和文化認同過程，就存在國家解體的嚴重危險﹔或者（2）高度殺傷目標：把美國修理成『拉丁美國』（不再是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美國）即可。對於美國城市人口占80%，50%的人口密集居住在『五大湖城市帶』『波士頓城市帶』和『太平洋沿岸城市帶』（這三個地區面積僅僅占美國國土面積的8%），而且美國難以抵受核打擊還在於幾乎100%人口都依賴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體系而生存，而中國2/3的農村人口還大體上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下，因此大規模核戰爭帶來的附帶殺傷也是美國的巨大風險。因此對核戰爭殺傷效果而言，中國也許衹需要美國1/10的核彈頭，即可達成同等的破壞效果。
而美國在失敗之後，其種族主義的維系作用必定破產，因為壟斷利潤和物質富裕的地位不再，將失去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可能，即使遭到中等程度的損失，美國也將面臨解體和分裂的危險﹔在遭到最高目標的打擊之後，盎格魯白人的美國將消失。所以美國承擔重大戰略打擊的能力是不容樂觀的。實際上，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對優勢的國度，核戰爭的殺傷效果和持續影響，將遠遠低於工業化和城市化國家，換言之，中國抗打擊能力將大大高於美國。所以中國實現戰略威懾爭取和平共存的道路，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即使美國核力量具有壓倒優勢也仍然如此。無論美國核力量多麼巨大，中國衹需要保持覆蓋美國的核彈頭（包括陸基和海基核力量）達到3000枚，就足以有效達成對美國進行低中高三個層次的打擊目標。
○1中國的優勢
中國的優勢是為求生存沒有退路，必定能夠實現哀兵奮起，而美國的優勢是現有的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優勢，以及歐美日作為壟斷價格同盟和軍事同盟的力量。但是中國還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是美國所無法比擬的，那就是地球資源有限，人們必須最終實現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因為對世界上3/4的人口來說，並沒有實現富裕發達的機會，所以最終的現實道路衹有協調發展之路，所以中國有許多潛在的同盟軍，而美國沒有。畢竟美國不能再創造幾個地球，甚至在獲得完全主導地位之前，資源利用上的優勢地位也不由美國決定，而是經由國際市場通過壟斷利潤實現，所以歐洲國家能夠群起反對美國的國家導彈防御系統。
中國的勝利希望很大，但是絕對沒有速勝的機會。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對壘，很可能需要幾百年之久。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障礙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內部精英主義者需要主動放棄特權和追求優勢地位，主動實現階層利益的協調最後實現民族的整合和協調，在經濟發展戰略上需要走『適度發展』之路，在追求技術進步的同時，需要放棄著眼於精英階層利益的趕超戰略和無法實現的現代化目標，這個目標已經被証明衹會導致兩極分化，而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破壞萬眾一心的全民心防，破壞『上下同欲』的准動員態勢。
此外以下各項無疑是美國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
中國很早就實現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民族凝聚力強。
中國可以使用無形資源彌補有形資源的不足。
中國由於處在一個被壓迫的地位，會逐步地養成上下同欲和哀兵奮起的態勢。
中國沒有進攻性的戰略要求，可以實現力量集中部署。
中國經濟上比較落後，多數人的生存狀態對市場體系依賴程度低，在抗戰略打擊
上比較具有挨打能力。
○2美國的優勢
美國決不是什麼『多極世界』的擁護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強』的擁護者，美國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徹底的主導地位。在世界資源短缺趨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美國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節制和協商的資源分配權，而不是目前在資源占有和利用上的優勢地位，這就是美國單邊主義的真實涵義。也正是因為如此，歐洲和日本衹是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贓者，不是絕對可靠的同盟軍，而且日本和歐洲在幫助美國實現其第一步目標之後，必將成為下一步美國的戰略對手和敵人。換言之，美國的核心利益最終與所有人的利益，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至美國人與自己的子孫後代的利益，也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由
美國基於叢林法則的文化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決定的。美國沒有完成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在戰略打擊之下的重建沒有可能，一旦被打敗存在著民族解體或者國家無法恢復的風險，在戰略戰爭上美國的風險和成本是美國完全無法接受的。
此外美國具有以下優勢：
美國具有經濟技術優勢，可利用的有形資源多。
美國具有比較多的盟友，但是在戰略戰爭中這些盟友的可靠性，將由他們所受到的戰略壓力決定，可靠性受到疑問。美國的黑社會效應具有利益流入供分贓，因此種族主義成熟，戰爭開始階段本土被打擊風險小，具備迅速動員的性質。美國採用前出型軍事部署，常規戰爭的戰爭損失和風險均小，而且具有戰爭選擇上的主動權---選擇戰爭開始時間和戰爭形式。
○3戰略的爭奪要點
中美軍事力量對比，一直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在精英主義者智囊那里，好象衹要美國跺一跺腳，中國就要不行了，事實遠非如此。今天預言一下中美的戰爭不算是為時過早，因為美國早已實現戰略東移，早已宣稱中國時主要對手，美國輿論已經對中國進行了多年的妖魔化（相當於古人的『討敵檄文』），妖魔化就是一種戰爭輿論准備行為，而且這一次戰爭不會是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因為對於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而言，美國不僅沒有優勢而且也無法實現任何層次的戰略利益。相反對中國構成真正威脅的，在於國內精英主義，在於美國以常規和局部戰爭撮取全局利益的可能性，在於精英階層組成晚清和民國政權的可能，這種政
權將成為美國政策的馴服工具，這種可能性將是美國進行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冒險的最大誘因，所以國內的階層整合不良才是中國的最大的常規戰爭風險所在。
以台灣問題為例，如果中國痛下決心予以解決，美國是不是就一定能夠保衛台灣，並取得成功呢？實際上即便是美國罄盡全力，也無法在這樣的地域占到常規軍事優勢，更何談成功。台灣問題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美國所主導，台灣之於美國有兩大戰略意義：一是作為日本反華的屏障，是美日反華同盟的免費保險﹔二是台灣可以把中國拖入常規軍備競賽。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爭取戰略主動權的要點，因此對美國的軍事介入要做充分准備和下戰略決心。
台灣問題是戰略主動權易手的關鍵，如果中國解決了台灣問題，美國的亞洲算盤不能不破產。不管中國願意不願意，這就已經質疑到舊金山單獨和約的合法性問題了。無論此後美國是放手武裝日本，還是拼湊新的反華同盟，都無法恢復今天的亞洲地位。
在台灣問題解決以後，日本的反華風險會急劇上升，而且如果日本加入TMD計畫，則日本就等於在第一線成為美國的盾牌。按照美國一貫作風，追求最大利益和優勢地位是其死也不會放棄的目標，如果TMD技術真的成熟並部署，美國不可能不用來謀取利益，使用核訛詐和核打擊的可能性急劇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所承受的戰略風險已經上升到亡國滅種的地步。
雖然小布什聲稱TMD和NMD計畫『保護所有盟友』，但是歐洲盟友一點也不比他更傻，無論是誰參與這個計畫，處在第一線的盾牌國家都是沒有好果子吃。何況這個計畫本身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除非美國能夠生產『刀槍不入』的預警衛星，要不然的話，就要在全球部署預警飛機進行24小時值勤，而且至少要按照1000公里為節點距離部署，估計衹需要幾千架就夠了。
因此就NMD計畫本身而言，即使在技術上能夠成功也並不可怕。就中國所採取防御態勢而言，美國能夠發揮出來的常規優勢並不十分有效，在戰略安全方面美國承受打擊的能力和毀滅性風險的能力並不比中國更大，中國的安全態勢將能夠大大改善，衹要是國內措置得當。
從長期而言，中美的互動是一個美國日益孤立的過程，也是一個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和整體協調的積極政治理念逐步被全世界認同的過程。因為在有限的地球資源制約之下，人類如果要避免全部成為生態難民，或者要避免在核戰爭中同歸於盡，就必須走整體協調和適度發展之路，衹有這一條路能夠給絕大多數人提供出路，而精英主義制度衹能給處於金字塔頂尖的那些國家和少數人口以現代化和富裕發達。
後冷戰是一場人類理智和良知對叢林法則的較量，是人類進入長久和平或者共同毀滅的關鍵。爭取這個過程向有利的方向發展，是中國政府和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使命和目標，這個過程需要全世界人民在爭取生存權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建立絕對單邊主義的努力，遏制美國的種族滅絕願望，衹要是人們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實質涵義，這個努力過程就一定回成功，但是沒有迅速成功的可能，這個最後的勝利一定是需要數十年乃至幾百年的努力來爭取的。
作者: 老田
冷戰是西方精英主義者的『底線反彈』，是西方以擴軍備戰方式為名，行內部思想整肅和認識統一之實，以挽救西方基於叢林法則的精英主義制度。
冷戰在表面上表現為東西方關系，而後冷戰在實質上是南北關系。冷戰在表面上被安排為發展權和優先權的爭奪，而後冷戰是對世界上多數人口生存權的威脅。冷戰被西方刻意包裝為意識形態分歧，而後冷戰則是基於西方追求排他性的資源分配地位所引發的深刻矛盾。冷戰根據西方的說法是以和平的制度競賽收場，而後冷戰根據美國的安排，越來越指向核戰爭和種族滅絕，按美國最著名策士杭廷頓的說法是『文明沖突』。
總而言之，冷戰是西方白人民兵在守勢下的『以攻代守』，而後冷戰則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結束守勢轉為徹底的攻勢，經濟全球化就是服務於把叢林法則從一國推廣到全球尺度，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利益金字塔，目的在於把處於邊緣生存狀態上世界絕大多數人口，再把他們向毀滅的懸崖推進一步。
中國就是美國實現其全球目標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門檻和限制力量，這既不取決於中國政府的主觀意願和政策選擇，也和中國所選擇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無關，而是由13億中國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所客觀決定的。
一、 50年後對冷戰的回顧
冷戰是西方白人種族主義者蓄意發動的『攘外以安其內』的內部思想清洗運動，其目標有三個：壓制和清洗西方社會內部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懷疑和否定思潮，對外推銷並協助確立以現代化和民主為意識形態標誌的精英主義﹔以資源和經濟軍事方面的優勢拖蘇東集團進入常規軍備競賽增加其經濟困難﹔扶持一些沒有普遍意義的發展典型如四小龍，最終促使中國這樣國家也進行精英主義制度建立的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結果促使世界市場上同類產品價格的競爭性下降，極大地有利於西方在國際市場上順利實現和擴大其壟斷利潤，強化了西方國家在國際市場上以壟斷價格對競爭性價格的
交換和輸入機制，這無疑也構成西方的冷戰重要成就之一。
1、清除內部威脅是冷戰的首要目的
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充分的証據表明，蘇聯曾經有足夠的意願和實力對西方構成過嚴重威脅，現實中對西方社會制度的嚴重威脅，來自西方內部知識精英和民眾對西方基本社會制度的深刻反省。西方以外在威脅為借口，營造戰爭恐怖，並以此為手段梳理精英和民眾思想，西方在外部進行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主要是為了服務於內部思想整肅的需要。
美國和西方主導冷戰的產生，具有兩個方面的目的：一是追求打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並把蘇聯拖入軍備競賽之中去﹔二是在國內以戰爭恐怖對待因反省大戰已經達到懷疑西方根本制度的知識精英。前一個目標是表，後一個目標是里，因為蘇聯始終沒有發展起足以威脅西方社會的軍事力量，也沒有適當証據表明蘇聯有威脅西方的足夠意願﹔但是西方社會內部的精英和民眾階層，對西方精英主義制度的普遍懷疑和深刻反省，卻足以導致西方社會根本制度的崩潰和顛覆。這兩個目的一是對內一是對外，對內目標居於主要地位，按照毛澤東在1946年的說法，美國主導發動冷戰的目的是要『進攻美國人民』﹔對外需要完成的任務
是需要樹立壟斷資本的國際優勢地位，這兩個目標都是為了維持西方資本家對整個世界（包括國內與國外）的統治地位。
由於對西方根本制度被拋棄的深刻擔心，西方精英主義者產生強烈的『底線反彈』情緒，使用了一切可以採取的手段來挽救資本主義制度。馬歇爾計畫就極極端地違背了美國的極端現世主義原則，扶持競爭者的根本目的在於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擴軍備戰與麥卡錫清洗的目的，同樣在於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為理由，來執行清除思想上的反對派之實。
2、對西方精英主義制度的根本威脅力量在於西方內部
在一戰後的1919年3月，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一份祕密備忘錄中寫道『在反對戰前形勢的工人中間，存在著一種不僅是不滿，而且是憤怒和反抗的強烈意識。所有現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秩序都受到歐洲各地廣大人民的懷疑。』而到1931年的大蕭條時期，這種情緒更加高漲，並且擴散到精英階層中去，盪因比指出『1931年這一年因一顯著特征而不同於‘戰後’前幾年，也不同於‘戰前’前幾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並坦率地議論著西方的社會制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到了1945年二戰之後，這種反思有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種高度因為蘇聯戰勝納粹（88%的德軍傷亡是蘇軍取得的戰果）的巨大威望而更加放大。即便是最最自私的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也看到問題的嚴重性，破天荒地對歐洲競爭者進行輸血治療。而歐洲虛弱正是美國培植的德國法西斯的功勞和最初追求的效果，由於這種良好效果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對西方根本制度的深刻反省，使得美國再也無法無動於衷---因為歐洲精英主義制度面臨瓦解的危險。這種危險迫使美國資本家階層不得不進行『馬歇爾計畫』，目的是要拯救資本主義制度出水火。
同時，西方進行思想清洗也是非常積極的，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思想清洗最典型地表現在美國法西斯的『麥卡錫清洗』和德國法西斯兩次對共產黨進行的大屠殺上。由於西方的雇傭制度所提供的特殊便利，麥卡錫清洗雖然在表面上不如德國納粹那麼血腥，但是在思想清洗效果上更為成功和徹底。1970年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想要找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與薩繆爾遜做對手進行理論辨析，找來找去竟然一個人都找不到，最後衹找到一個喬姆斯基（語言哲學家，帶左翼傾向）來代替。
3、蘇聯作為冷戰對手的顢頇無知
在名義上蘇聯是冷戰的另一方，但是蘇聯從來沒有找到正確的應對方法與應對尺度，被動地按照西方設定的軌道，卷入一場不知己不知彼的軍備競賽。蘇聯熱衷於穩定東歐邊界這個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和實質威脅的既得利益，熱衷於取得一個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的西方法理承認，熱衷於在防御態勢下搞進攻性軍事部署，參與以短擊長的常規和核軍備競賽，結果墜入西方的殼中---按照西方主導的軌道和西方的強項競爭。
冷戰的關鍵實際上在於精英階層的走向，因為精英階層是喜歡實現優勢地位的，在整體上是支持精英主義制度的。美國的艾奇遜1949年就把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身上﹔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路易斯-安娜-斯特朗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美國壓服中間地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發動冷戰的目的首先是進攻美國人民，1953年美國的麥卡錫運動就成了毛澤東預言的絕妙注腳。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論斷，就是針對當時西方精英階層普遍對精英主義制度的深刻反省而言的，冷戰的發動者著名的白人民兵丘吉爾、杜魯門對這一點就更加明確了，衹有宣揚『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赫魯曉夫這個蠢材懵然無知。蘇聯的解體和冷戰失敗實際上在赫魯曉夫時代就已經開始了，甚至還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上去，不過最後是在戈爾巴喬夫和葉爾欽手上趨於大成而已。
西方宣稱冷戰以蘇聯的失敗而告終，這並非偶然，這是西方以『有虞備不虞者勝』的結果。蘇聯的錯誤還在於單純注重武備而錯誤地放棄思想資源的利用，而西方的最後勝利的取得，則是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精英主義者的追隨，和蘇東精英對人民利益的背叛。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在客觀上也是有利於西方實現其冷戰目標的，不僅加強了西方的壟斷地位，惡化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條件，強化了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邊緣化地位，而且中國市場對西方工業壟斷資本實施不設防的全方位開放，還大大擴展了西方壟斷企業的活動地盤。
4、冷戰勝利的標誌和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冷戰勝利的決定性標誌是：西方社會內部對精英主義制度的懷疑和否定情緒的消失。這個事件的標誌是美國的雷根和英國的柴企爾的上台，以及新自由主義主義經濟政策的得勢。蘇東的解體和轉向衹是冷戰戰果的擴大，是精英主義制度在本地精英的努力配合下，占領了更多地盤卷入了更多的人口。
冷戰勝利的關鍵在於精英階層在總體上忠於精英主義，不管是在第三世界還是第一世界，而且是從前對立的集團內部的精英主義者，進行的建立精英主義制度的努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蘇東的解體和轉向，不是什麼資本主義制度魅力的競爭，更不是經濟效率的競賽，而是精英主義者熱衷於建立精英優先的社會制度。
和1930年代的資本主義大蕭條相比，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經濟困難不是不能克服的，也不是沒有解決出路的，但是資本家階層願意挽救資本主義制度出水火，哪怕是把世界拖入世界大戰也在所不惜﹔蘇聯的高層精英卻非常樂意借機完成社會制度向精英主義制度轉變。一項美國機構主持的民意調查表明，衹有19%的普通民眾願意蘇聯制度的資本主義化，相反76%的蘇共權力階層和知識精英，卻贊同跑步進入資本主義的『休克療法』。
由於冷戰時代的長期努力，西方的知識精英與政權的結合過程也同時完成，在冷戰結束的同時，西方的知識精英已經完全忘記了當初對大戰的反省，迫不及待地宣稱『歷史終結』。在大戰之後西方知識精英基於人類良知，對大戰進行的反省和對西方根本制度的懷疑，今天在西方已經被典型的麥卡錫腔調，界說為『蘇聯的同情者』。
由於蘇東的解體和轉向，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壟斷資本在世界上的領地迅速擴展到全球範圍，西方的對外目標也同時實現。而且由於電腦技術的進步，西方得以在技術壟斷的基礎之上獲得空前的世界市場壟斷地位，戰後的西方主導國際貿易的基礎，迅速由戰前的『剪刀差』向壟斷價格對競爭性價格的南北貿易關系轉移。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實現了空前的富裕和發達。整個世界的社會思潮在這個過程中，再一次象19世紀末期那樣，出現了一次世界性的向右轉。在19世紀末期的世界性思潮向右轉的過程中，恩格斯的關門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鼻祖。
二、 從冷戰時代到後冷戰時代的轉換
1、 由冷戰到後冷戰轉換的資源因素與技術因素
以壟斷價格對競爭性價格的國際貿易秩序的建立，除了西方世界的主導之外，第三世界國家普遍把現代化作為一個國家不可動搖的努力目標，實際上是這個過程得以順利完成的另一個主要原因。第三世界國家在工業化和發展的早期，衹能是從自身具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性產品入手，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出口產品結構雷同，在國際市場上形成相互競爭的態勢。同時由於工業化在全世界的普及，使得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規模和貿易規模都空前擴大，西方從而也得到空前規模的『高價格』產品輸出市場，同時相應獲取空前的壟斷利潤。正是在壟斷利潤的支持之下，西方得以在全球確立非常優越的資源利用地位，使得其經濟規模完全不受本國的經濟資源限制，成為全世界的高價格產品供應中心和資源消耗中心。
西方以壟斷價格主導了大部分的世界資源，而蘇聯企業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分到一盃羹。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參與軍備競賽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而西方卻實現了富裕和發達。因為蘇聯企業從設立目標和經營方式，都無法從世界市場上撈到足夠的壟斷利潤，這從老大哥對中國的真誠技術援助中就可以看到﹔相反西方企業卻成功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壟斷利益輸入關系，通過國際市場體系集中利用全世界的資源來與蘇聯集團抗衡。
正是因為冷戰過程的深入，需要全世界的資源被動員起來，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程度也大為上升，美國為了不使自身孤立，對盟友的扶持和拉攏（如馬歇爾計畫）也使得富裕的階層迅速擴大，這一切都使得全球人對自然的關系出現巨大的惡化，今天的富裕和發達即使限定在目前的狹小範圍之內，相對應的自然資源也顯得無法支撐。
同時二戰之後智能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對自然資源的加工利用，將有可能不再依賴對工人的剝削，如原來認為難以實現自動化的摘棉花、擠牛奶等作業過程，現在也已經實現了自動化。因此對於維持富裕生活而言，迫切的問題除了加強剝削之外，減少對有限地球資源分享的人口數量成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富人和窮人的和平共處已經受到深刻的質疑，這就是美國策士的『文明沖突論』之所以產生的根本原因。
從理論上講，減少富裕人口比減少窮人更有效，但是富人目前都是美國的盟友，根據過去時代設立的敵對關系國家都是第三世界國家，所以慣性發展的結果是針對以前的被包裝成意識形態敵人的那些國家。由於中國人口基數龐大，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工業品就產量而言也是居於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國的人均能源消費還衹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2，看起來中國已經具備進一步開發利用自 然資源的技術能力和決心，中國已經是而且將會是世界上資源消費增加最快的地區。中國在20年的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中，已經顯著改變了世界市場上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供求關系，已經促成了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在世界市場上急劇下降，下一步極有可能的發展趨勢就是一步一步地突破西方的技術壟斷，削減西方基於技術壟斷和企業規模而建立起來的世界性壟斷地位，因此中國既是威脅西方資源分配地位的國家，也是可能威脅西方壟斷利潤的最大潛在對手。
由於中國人口規模巨大，西方壟斷價格利益集團接受中國作為正式成員的可能性是沒有的。目前西方七國人口不倒7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9個成員國總人口也僅僅占世界人口的1/5，壟斷價格集團中的受益人口與被壟斷價格剝削的受損人口比例為1：4，雖然第三世界國家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下，但是這種剝削的成果還是很顯著的。如果中國龐大人口加入這個特殊集團，那麼受益人口與受損人口之比迅速下降到不足1：2，這樣壟斷價格能夠實現的利益就非常有限，甚至成為毫無意義之舉。所以夢想中國的富裕發達，夢想中國在知識經濟上有突破，在世界市場上賺取所謂『高附加值』（實質上就是壟斷利潤）是非常幼稚的幻想。和
平競爭與技術進步帶來中國現代化，以改變中國在世界資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美國把中國作為頭號敵人（或者稱為戰略競爭對手，實質意義一樣），就是打算使用武力來中斷中國的發展進程，防止中國的發展改變美國獲取壟斷利潤的企業地位，動搖美國世界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地位。
由於地球資源的有限性是無法更改的，富裕和發達的生活不僅不願意改變，而且成為一種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成為優越制度和自由（就是欲望不受主動克制地被滿足）的表征，還不能或者是不願意完全扭轉。其中美國表現得尤其突出，絕對不肯為了環境和子孫後代犧牲自己的富裕和發達，減少自己應該首先承擔的義務降低溫室气體排放，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就是再明顯不過得例子。因此可以預料，所有發達國家最後一定會成為美國的敵人，所謂『民主國家之間沒有爆發戰爭』的趨勢是不會長期存在下去的，這種局面衹是一種假象---戰後美國在共同敵人消失之前、在盟友還是被需要之時的假象，是因為第一步戰略目標還沒有實現，所以第二步目標還沒有提升到議事日程時的假象。
2、 世界人口迅速增長與全球人地關系的急劇惡化
世界人口在1800年前後達到10億，用了接近300萬年時間；第二個10億在1930年達到，用了130年時間；1960年世界人口達到30億，1975年人口達到40億，1987年世界人口達到50億，今天世界總人口已經突破60億。與人口迅速增長的同時，世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工業所主要依賴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並沒有同步增長，而且由於發展水平的提高，在人口急劇增加的同時人均資源消費量還在繼續遞增。能源消費的增長尤其是與城市人口的增長，呈高度正相關關系。今天世界經濟所依賴的能源97.5%是不可再生的礦物能源，工業產值的70%以上，是在對不可再生資源加工中取得的。
世界鋼鐵產量在1950年為1.89億噸，1968年突破5億噸，1972年達到6億噸，1974年突破7億噸。目前鋼鐵產量處於穩定狀態，徘徊在7.0-7.5億噸之間。作為現代消費主義標誌產品的私人轎車，目前每年銷售量約3500萬輛，其中美國約1500萬輛，西歐約1360萬輛。目前世界每1000人汽車擁有量為92輛，美國達400輛，西歐368輛，日本為383輛，基本處於飽和狀態，而中國和印度每千人均為5輛。
再以能源消費為例，世界能源消費量（換算成標准煤）從1850年-1950年，世界能源消費量從1億噸增加到25億噸，1988年超過100億噸。人均能源消費量從1850年的不到100公斤，增加到1950年的1000公斤，1995年已經達到人均2055公斤，1995年美國人均消費11312公斤，中國人均1083公斤。當然隨著技術的進步，尚不能認為人口對地球已經形成絕對過剩，已經達到什麼增長的極限。但是富人不肯與窮人一起過大致平等的生活水平，他們要在技術所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下生活，因此世界資源就明顯無法支持這樣的願望。
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巨大，雖然人均數量很少，但是總能源消費量約占世界總量的1/9，中國的鋼鐵產量占1/7強，從這里也可以大致領略到，為什麼中國成了美國的頭號敵人。
3、 精英主義從守勢轉為攻勢是冷戰結束和後冷戰時代開始的決定性標誌
1930年代，奧地利的哈耶克，在與波蘭的蘭格關於社會主義的大論戰中，以其特有的右翼觀點而在西方學界聲名狼藉﹔而1974年此人竟然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連他自己也高興得老淚縱橫，認為是替自己恢復了名譽。到了1990年代，此人被中國的精英主義者捧為『二十世紀的先知』，看作自由主義的祖師爺。
在戰後作為西方精英階層深刻自我反省的結果，也是對平民力量的妥協結果的---西方福利國家制度，在1970年代末期被英美精英主義者批判為『英國病』。柴企爾和雷根的上台，就是西方右翼勢力在政治上得勢的最明顯標誌。西方的精英階層已經在戰後不到30年的時間內，完全忘卻了對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反省成果，拒絕與弱勢階層的利益協調，全力推進叢林法則又成為西方精英的『永恆的利益』。
1989年美國國務院一個不知名的官員福山拋出的『歷史終結論』，迅速被英美媒體，捧為新自由主義的經典，繼而又被包裝為人類文明的經典，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即自我標榜的所謂『自由主義者』）在這個過程中也糜費了大量的心血。
1990年代，美國所謂戰略家極為活躍，對美國的國家戰略確立起到了很大的總結和推動作用，其中布里辛斯基的《大棋局》就可以看作是美國單邊主義的宣言書，而杭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歷史的重建》則是美國單邊主義的總路線---述說美國的敵人是誰？對敵人追求何種制勝效果？是否有可以協調的餘地？美國在克敵制勝的過程所冒的風險如何？如何防範美國所面臨的風險？。
列寧稱『壟斷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確實按照今天的社會現實看，西方精英主義制度確實是已經山窮水盡，這個山窮水盡已經由無可緩解的深刻人地矛盾來體現，精英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現在遭遇的就是自然的硬性制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文明沖突叫囂，已經是西方種族主義者准備進行人口消滅戰爭的前奏，中國人尤其不能對此掉以輕心。
4、 西方的核心利益是富裕和發達
西方的富裕和發達是西方新的不可動搖的基本國家利益，這個利益的實現基於西方在技術上的壟斷地位和西方跨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產品實現。維護這個利益也相應地需要兩個方面的措施：一是促進西方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上升、促進對壟斷地位有消解作用的國家權力的自我限制﹔二是防止關鍵技術的轉移，以西方的金融實力加強壟斷資本的競爭地位，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的企業解體、破產和被併購。
美國企業能夠在世界市場獲取壟斷利潤是資源輸入的基礎，資源利用規模巨大是美國富裕和發達的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而富裕和發達就是每個美國人的根本利益所在。這也是美國在叢林法則中仍然能夠維持社會整合的基礎，所謂的『大餡餅理論』就是一個較低層次的『物質財富充分涌流』，這顯然能夠大大地緩和美國精英主義制度下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美國精英階層和民眾基於以上共識，形成了共同一致的種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並持久不衰，其唯一奧祕就在於此。美國之所以為美國的要害，就是利益輸入、種族主義和財富充裕的三位一體。對於沒有物質充裕的美國，有興趣者可以去查証一下，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的加油站一共發生過多少起為爭奪幾加侖汽油而發生的槍擊事件。
在這次美國遭到『戰爭襲擊』（小布什的權威定義）後，美國政客和媒體精英的露骨表演，以及體現在民意測驗中的美國深厚的種族主義情緒，是非常讓人吃驚的。而對於中國人而言，被美國當作敵人進行多年的妖魔化之後，對美國民間這種深厚的種族主義情結，尤其具有深刻的領會和心得。種族主義是美國社會的無可救葯的毒瘤，是美國之所以成為美國的主要維系力量之一，沒有種族主義的粘和作用，美國將會陷入解體的危險。當然種族主義不是憑空發生的，它的前提是壟斷利潤和利益輸入（英特爾和微軟就是代表美國向全世界征稅的），它的結果是美國具有世界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地位，能夠實現別人達不到的富裕程度。
5、 實現富裕和發達在於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地位
西方的富裕和發達是基於在地球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就是建立在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的基礎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國際市場上以競爭性價格出售產品，則是一個不能動搖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這樣的國際貿易體系中，西方的富裕和發達才得以維持，正如前聯合國祕書長所言『發達以不發達為基礎，少數人富裕以多數人窮困為條件』。現代化在資源制約之下，永遠衹是一部分人的價值，缺乏普及到全人類的物質基礎，也是第三世界國家精英主義者所能夠實現的夢想，這個夢想以破壞第三世界絕多數人口的基本生存條件為前提條件。
美國決不是什麼『多極世界』的擁護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強』的擁護者，美國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徹底的主導地位。在世界資源短缺趨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美國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節制和協商的資源分配權，而不是目前在資源占有和利用上的優勢地位，這才是單邊主義的實質和核心。因為電腦技術和智能技術的進展，剝削窮人不再是富人富裕的條件，所以富人和窮人『兩極分化』的和平共處的必要性趨於消失，這才是美國的追求，這才是文明沖突的內在邏輯。
6、 資源分配的優勢地位的基礎在於壟斷利潤
19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就開始放寬對企業的反壟斷限制，允許甚至是促成企業併購和重組，以擴大跨國公司的單個企業規模，以加強西方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壟斷地位。
壟斷利潤就是美國和西方新的全球利益的核心，西方特別是美國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主要陣地，堅持不懈地向第三世界國家推銷『小政府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期實現第三世界國家接受自我限制的原則，清除最後的對跨國公司的限制力量，使得跨國公司可以自由地發揮其壟斷優勢，借以加強西方國家在世界資源分配上的控制和決定性的優勢地位。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行為，應該說都是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的，西方特別是美國在這一談判進程中多所留難，關鍵則在於西方充分利用這一過程以榨取更多的利益和讓步
。
三、 冷戰和後冷戰時代西方意識形態的兩大支柱
現代化和民主是西方冷戰和後冷戰意識形態的兩大支柱，是幫助在第三世界國家建立精英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因素，是吸引第三世界國家走精英主義道路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因為現代化和民主能夠實現政治和經濟利益上的『精英優先』，改善精英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民主則是通過全民票決方式來追認精英主義制度，確認精英分贓的政權和政策，以實現在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上的『精英優先』。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刻意把現代化和民主作為社會發展目標來推介，並把它們宣布為所謂『人類的普遍價值』，其實現代化和民主都是隱含『精英優先』的精英主義預設立場。
現代化觀念的核心和魅力在於：肯定人們欲望應該得到技術所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滿足的正當性。現代化觀念本身就是『感覺第一』的消費主義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義的肯定性前提，這個前提符合人們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與自然是否應該協調，人與人要不要和諧相處的問題，尤其是優勢階層是否需要與弱勢階層進行階層利益協調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化是一種價值而不是科學，是一種無須証據和証明的基於人類欲望和本能的價值，從全球人地關系緊張的現實看，是基於精英優先的少數人價值。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除非人們能夠突破『物質不滅』和『能量守衡』規律，否則以有限的地球資源是無法支持全部人口實現現代化的，所以富裕和發達是沒有普遍意義的。現代技術越進步，人們在技術幫助下所能夠達到的生活水平越高，每單位個人所需要的不可再生的資源就越多，以有限的地球資源所能夠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現代化所能夠覆蓋的人口範圍就必須進一步縮小。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議制民主』，代議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農民，衹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們。代議制民主唯一目的就是要求廣大民眾，對基於精英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各種施政策略進行『票決』，對何種不同利益集團的精英主義執政集團進行選擇，而永遠不可能依仗票數優勢選擇出毛澤東那樣的平民主義者和平民政策，實質上就是對精英進行政治利益分贓進行挑選和合法性追認。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進行有利於平民的制度變革，促進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的利益協調，所以民主不過是精英階層需要的、對精英主義政治分贓制度的合理性進行全民追認的政治形式。
所以現代化和民主的預設立場並不難予以解讀，這種預設立場在國際關系上是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不僅是有利於在全球推廣精英主義制度，而且精英們將在這個制度體系中獲得國內的優勢地位，在建立國內社會分化的同時精英們在國內成為一個不受民眾歡迎的階層，因此精英階層為社會基礎的政權，必然向西方尋求道義和外交乃至軍事支持，條件當然是對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予以優先確認。
在後冷戰時代這種思維方式以兩種奇特的後果表現出來，以中國為例，自改革開放開始的二十年內，中國迅速由基本獨立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完成了『產業技術邊緣化』過程，在思想領域抄襲模仿，也迅速完成了中國知識界的『意識形態邊緣化』過程。
1、 中國產業技術邊緣化現象
在最近20年的企業生存狀況變化趨勢下，國有企業的組織結構和人員配備最不符合邊緣化企業的要求，所以不能被接受為邊緣化分工的對象，因此其市場份額迅速消失，形成一種半死不活的邊緣化生存狀態。
從深圳和沿海的企業結構看，多數沒有社會負擔，員工年富力強，肯於為開拓市場夜以繼日地干活，同時企業發展目標也不可能有長遠打算，完全是為了改善當前的個人生存狀態而工作，為純利益而工作，因此最符合國際市場企業分工的邊緣化企業條件，所以迅速成為西方大企業與中國市場之間的必要橋梁。從這個純為市場服務的企業目標而言，規模小反而是一個優勢，對技術開發能力沒有追求是正恰如其分的，但是要求員工具備學習和掌握操作技巧的能力，衹對占領市場感興趣是正確的，對賺取差價的興趣多於對產品開發的興趣，才是與西方企業進行良好合作的關鍵。
中國工業無法獲取正常利潤，低水平重復是一種典型的技術邊緣化的生存狀態，與依托技術壟斷形成的市場優勢地位的西方跨國公司形成鮮明的對比。對於中國企業在邊緣化生存狀態下的處境，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們，一貫是予以極度蔑視加極度污蔑，並以此作為制度不行的証據。
在邊緣化狀態下生存的企業，是無法實現工業化的社會目標的，因為這樣的企業其產品在市場上既不可能獲得壟斷利潤，甚至不可能獲得剪刀差，衹能在『低成本運營方式』中苦苦掙扎。筆者曾經反復指出，『低成本運營方式』是中華文化的三大思想淵源之一，正因為確有如此根據，那些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稱，是『中華落後文化』妨礙了企業經營思想的進步，而不是中國企業被人為推進『低成本運營方式』的困境，這種倒果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義者智囊的主要法寶之一。
我國國有企業建立明顯帶有『備戰備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於『有比沒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強』的戰備觀念下的產物。中國企業規模小競爭力低下，並不是什麼極端精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種中國人什麼都不行，企業技術落後和管理觀念陳舊，而是企業當時所服務的目標與今天的和平時期有根本不同。把這樣的企業盲目按照所謂的『國際標准』完全推入市場，再加上舊負擔與政策性稅負不均，結果在短短的10年之內，國內市場上就發生明顯的政策選擇效應，國企市場份額急劇下降，喪失生存能力。而在國際市場的表現上，問題就表現得更為突出。中國企業規模小，多數沒有國際市場經營能力，衹能成為跨國公司的轉包
工廠。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燈具生產商荷蘭菲利浦公司，採用包銷等手段，極力壓低中國國內燈具工廠的產品出廠價格，利用中國工廠的成本優勢打敗歐洲的同行，然後再在歐盟提起針對以前的中國供貨方的反傾銷訴訟，試圖以此把中國競爭者趕出歐洲，制造自己的優勢地位，追求壟斷利潤。陷入這種邊緣化生存狀態的企業，不僅僅有國有企業，而且還有一大批沿海地區的私營企業。
正是由於中國企業規模小沒有獨立的國際營銷能力，實際上無法實現我們的工業化目標，實際上就是中國企業的邊緣化生存狀態，決定了中國的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現實。盲目發展所謂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最後是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為作為跨國公司的轉包工廠，為跨國公司建立壟斷地位撮取高額壟斷利潤服務。實際上由於談判地位的不對等，產品出廠定價完全由外方控制，經營結果不僅沒有正常的利潤，而且對工人也無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條件，在免稅政策的關照下對國家也沒有履行相應的納稅義務，投資者也無法實現正常的資本積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遠沒有安身立命的機會（就是『離鄉不離土』
，無法變成城里人），主要還不是因為資本家的貪婪，而是所服務的企業本身處於國際分工的底層和邊緣，企業、個人包括國家（不能不執行免稅政策），都不能從這些企業乃至行業興起中獲利，雖然這些外向型行業的總產值規模已經極其巨大。
中國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後獲得收益的卻是西方的跨國公司，完全無法體現我們的民族發展目標，最後由於跨國公司的叛賣行為，國家和社會還要承受工廠關門工人失業的後果，再接再厲發揚雷鋒精神，為跨國公司擦屁股。這樣的後果卻被精英主義者當做成就來吹噓，天底下有比這更荒唐的笑話奇談嗎？這就是為什麼出口比例越高，發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們對未來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當然這樣的依附型經濟還是有必要的，順差更是必不可少，在1990年代初期，中國每年的外企利潤匯出為幾十億美元，到今天已經達到200億美元之巨，再過5-10年就可能達到00-1000億美元的數字，如果沒有這樣的血汗工廠，中國拿什麼來 支付外企的利潤呢？中國短期資金的過度輸入，是必須以長期的資源流出為代價的。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適度的外貿依存度不僅是中國戰略安全的基石，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正確路向，邊緣化的加工能力膨脹，是不可能解決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所面臨的發展問題的，對新加坡和香港台灣有效的發展戰略，也許對浦東和深圳有借鑑意義，但是對整個中國則完全沒有借鑑意義。
2、 體現在中國主流知識精英身上的意識形態邊緣化現象
從1980年代開始，西方的精英主義、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都被當作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來介紹，在一個時期之內，主流媒體就是以此為中心的。對中國本身問題的關注與研究，反而看不見了，整個知識界都熱衷於西方精英主義思想的引進和闡釋，這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邊緣化現象。
在1990年代，原來作為禁忌的西方右派思想，也被當作先進思想在大學講壇占據主導地位。全國大學的學術著作和學術流派迅速西化，連大學教材教法也全面向西方看齊，所謂的『面向世界』『與國際接軌』『建設國際一流』的喧囂震耳發聵，在這種喧囂背後的關鍵事實在於：中國和中國人所面臨的問題究竟與國際接軌沒有？或者說是哪一部分人的主要關心問題，已經完全在於建立和鞏固精英主義制度上？北大的光華管理學院實際上完全著眼於叢林法則和精英主義的推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光美學院。
中國知識精英對知識經濟的盲目鼓吹，對所謂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垂涎三尺，實質上就是對西方跨國公司壟斷利潤的諛頌。這一過程最集中體現了中國知識精英所擁有的邊緣化意識形態特征，是失去了獨立思考和研究問題的能力之後，同時失去了獨立的利益和價值判斷能力的表現。
正是在這種意識形態邊緣化的主導之下，中國外交部已經沒有能力說清楚中國的根本國家利益是什麼了。針對美國的單極世界追求，撞擊式地提出什麼『多極化潮流』，這極端可笑，難道中國需要建立一塊勢力範圍嗎？對於每次美國對中國的無端指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慣例必定是否認外加隱含的保証語句，其實這難道不是美國正需要的保証嗎？而且是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國家利益範圍內，向深懷敵意的對方做保証。
四、 後冷戰時代中國在世界的位置
1、 追求現代化的邏輯結果是精英階層掌權和中間地帶的消失
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化是中間地帶的消失，西方壟斷資本對全球經濟的控制程度空前加深，西方國家的軍事政治實力也隨之膨脹。這個國際關系的格局形成，有中國的巨大功勞在內。雖然西方國家具有技術優勢並據以形成壟斷，但是在國際市場上第三世界國家的產品進入競爭性價格的陷阱，則是得益於中國的全方位開放過程的決定性作用。中國以幾乎無限的人力資源來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果是使得世界市場上低技術產品迅速達到供應過剩的境界，使得同類產品價格急劇下降，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貿易條件的急劇惡化，在其反面則是西方國家跨國公司的壟斷利潤急劇增加。
第三世界由於在經濟上競爭態勢的加強和惡化，所以在政治上日益解體和分化，西方由於低技術產品來源的空前增加，得以使用貿易傾斜作為一個政治手段來使用，干預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這更加加劇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不團結。在作為冷戰意識形態---現代化和民主道路的照耀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全面掌握了國家政權，絕大多數選擇了精英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第三世界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趨於消失，作為大國利益的平衡、隔離和緩沖地帶的作用消失。
2、 歐美日在同一個壟斷利益同盟之內
與第三世界貿易條件急劇惡化不同，歐美日諸國則處在一個壟斷利潤的同盟之內，雖然冷戰結束，但是國家之間的同盟關系反而加強，起維系作用的就是國際市場上的共同的經濟壟斷利益。中美關系不是由於中國挑戰美國的霸權的行動引發的，而是美國需要固定甚至是降低中國民眾的生存狀況，為西方的富裕發達留下數量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在這個問題上，歐美日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中國不要幻想西方的分化，指望以外交或者政治分化手段來拉攏歐洲和日本。歐洲盟友與美國的分歧僅僅具有個案意義和特殊性，屬於戰術利益分歧，不宜作為可以依賴的証據。
NMD計畫受到歐洲國家的反對，並不是因為什麼正義和公理，而是美國這一次玩過火了，希望把自己的絕對安全建立在盟友的絕對不安全基礎之上，使盟友遭遇無妄的核毀滅的風險。在戰略安全問題上，這是美國現實力量缺乏足夠的協調和交換的籌碼，因此分化日本雖然難以在外交和政治層面上設法，但是戰略生存問題將是日美離異的焦點。
中國需要堅定不移地告訴日本，如果在戰爭中日本追隨美國，中國將集中主要力量打擊日本。必須讓日本承擔的打擊風險和戰爭成本足夠大，超過美國所能夠給予和確保的利益範圍，日本才有可能發生中立或者轉向。這個轉變的前提是可能發生的，因為美國早已不是在戰後執行馬歇爾計畫時期的美國了，日本經濟從1980年代開始就一直受到美國的壓制和破壞，實際上日本所依賴美國的主要要點就是石油秩序和市場作用，這一點是無法與美國將要發動的毀滅性的戰略戰爭對抗作成本比較的。
3、 俄羅斯採取徹底的韜光養晦政策
解體後的俄羅斯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國內的階層矛盾加劇，社會整合程度下降，難以在世界上有所作為，在科索沃事件上的表現就是選擇徹底的『韜光養晦』政策的結果。由於蘇聯解體和削弱，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已經願意把俄羅斯先放在一邊，科索沃戰爭就是美國同意把俄羅斯放在中國後面的結果。俄羅斯的奮起，需要以中國承擔美國的大部分戰略壓力為條件，這是在北約侵南戰爭期間，俄羅斯以行動語言所表述的意見---決不當頭，同時中國也已經無法避免這樣的局面了，美國已經結束歐洲優先的戰略。
侵南戰爭就是美國正式結束戰略歐亞搖擺的局面，確立了美國戰略東移和亞洲第一的原則，中國將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的第一位的戰略對手。俄羅斯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全面配合了美國的行動，並較為積極地促成了美國戰略的順利轉移，侵南戰爭中若俄羅斯態度堅決，北約根本無法把戰爭進行下去。如俄羅斯運入200枚C-300PUM這樣的防空導彈，北約將無法把空戰進行到底，地面戰爭米氏不怕。而普里馬科夫在印度訪問時不恰當地呼吁中俄印結盟，幾乎斷送了葉利欽總統的良苦用心，從情感而不是從理智出發在國家重大戰略上犯錯，因而遭到解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西方媒體所說的『科索沃戰爭是最後的一場歐洲戰爭』。俄羅斯已失去與西方對抗的意志，戰線將會東移，下一場戰爭將會在亞洲爆發。中國大使館被『誤炸』事件就是這一涵義最好最形象的體現，同時也是提前發給中國政府和民眾的一個強有力的信號。
值得讓人回味的是，在五六十年代蘇聯與中國爭著當老大，而現在則避之惟恐不及，對中國拱手相讓。然而，理智的選擇並不能平衡感情的傷害，侵南戰爭不輒是在打在俄羅斯臉上的一記耳光。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一股強烈的復仇情緒：要武裝中國人民解放軍與美國作戰。在戰略態勢上，美國沒有任何籌碼可以拉攏俄羅斯，俄羅斯企業界也沒有能力參與世界壟斷利益同盟並分取一盃羹，而且俄羅斯目前連開發利用自己地下的資源都力有未能，因此也沒有加強自身資源分配地位的現實需要。
俄羅斯是中國可以借重的盟友，不是美國能夠徹底收買和籠絡的。但是在戰略安全上對俄羅斯的任何依賴心理都是錯誤的，從中國在1970-1980年代的外交表現看，俄羅斯進行短期的戰略搖擺的可能性極大，那種認為可以依托俄羅斯的核武庫，來維持今天世界的戰略力量平衡的想法是極其危險的。中國必須自己建立足夠的遠程核打擊力量，來保障自己的戰略安全。
4、中國的戰略態勢十分突出與中美關系的急劇惡化
在第三世界國家政治團結喪失，俄羅斯不出頭，歐美日處於同一個利益同盟之內的情況下，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和印度還沒有能夠成長起來，中國的戰略態勢非常突出，無疑已經成為美國的首要壓服對象。無論中國採用何種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上是否出頭都不會有根本區別。與中國的關系如何是美國建立絕對優勢地位的基石，美國破壞中美關系就是因為把中美關系放在全球首要關系和戰略核心的地位上。
美國主導和追求的中美關系定位，不是追求合作關系，甚至不是追求中國作為附庸的關系，而是追求一種消滅效果。美國對中國的妖魔化不是因為缺乏對中國的了解，而是要中國失去正常乃至必要的影響力，美國每每對中國政府在武器擴散上進行無端的指責，恰恰是美國對於中國微薄的軍事力量和技術也感到難以接受和放心的結果，美國需要毫無危險和最順服意義上的中國和世界以供驅策。這樣的中國和世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單極世界。因為美國的戰略目標已經不是什麼意識形態分歧，也不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而是中國的龐大人口對世界資源份額的潛在需要。這個潛在的資源需要，在中國越是向西方價值觀靠攏，就越是容易與
西方的富裕發達的核心利益相矛盾。
應該說在最近20年來，中國的在任領導人對美國是越來越溫和和恭順。但是這沒有妨礙美國戰略重心的東移，沒有妨礙美國在中美關系上變本加厲地制造麻煩和事端，沒有減少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這些問題都不是『增加信任』所能夠解決的。實際上，即便是即便是中國政府簽署一份投降書給美國，都沒有用。因為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一旦有毛澤東那樣的領導人出現，美國終究是鞭長莫及，難以如願。所以最為理想的狀態是李登輝主張的那樣，分成七塊，各自為政相互攻殺，那樣讓美國稱心如意的亞洲秩序，就可以永遠高枕無憂了。
西方的策士亨庭頓宣稱『文明的沖突』，文明沖突的過去舊例是種族滅絕與殖民。杭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歷史的重建》一書中暗示，文明沖突的手段是核戰爭，而美國需要防範的風險是核反擊，而美國的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就是為防範核反擊做准備的。這是真正的有限資源與生存權的戰爭，而不是優先權的戰爭，所以沒有任何回避、讓步和妥協餘地。因為優先權可以放棄，而生存權不能放棄，除非中國自動分成七塊，相互攻戰不休，否則美國也決不會相信中國任何『投降書』式的保証和承諾。
美國人非常清楚堅定，而中國一些所謂智囊則充滿了僥幸心理，甚至希望實現美國式的制度安排，來規避中美關系中的困難。而一些高明的智囊，和所謂的『民主鬥士』一樣（當然在說法上更委婉更精致），聲稱問題的結癥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這些人大概忘記了毛澤東所發現的『先生總是打學生』的道理，竟然不知道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在最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後，是更接近於美國模式還是差距更大？為什麼中美關系中的人為事端越來越多？
中國需要追求的不是平等，不是什麼多極世界，而是代表世界3/4的窮人的生存權問題，需要挺身而出。而且中國也沒有躲藏和『韜光養晦』的餘地，因為如果美國不徹底壓服中國，將無法擴大優勢直到完全主導世界的地步，壓服中國就是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所以中國不是要試圖避免和減少什麼麻煩，而是要理直气壯地振奮起來，為世界進入總體協調發展之路努力，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就寄托在這里
。
因為俄羅斯在科索沃事件之後，實施徹底的『韜光養晦』戰略，歐盟和日本是美國軍事霸權保護下國際壟斷利益同盟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美關系就是決定未來國際關系走向的關系，也是決定二十一世紀國際關系構架的進行式關系。美國必須通過壓服中國來建立起自己的絕對優勢地位，對於這一點中國人必須有著清醒的認識，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所以自從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對中美關系一直持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維護中美關系成了中國政府的單方面義務。這不僅為中國政府在多次『事件』處理中的行為所証明，並且被美國政府的各種出手所反復驗証。對於美國人而言，中美關系是決定全球構架的關系，所以可以作出任何犧牲毫不
在乎。對於中國精英主義者和智囊來說，中美關系不過是中美關系，甚至是中國少數既得利益集團與美國的貿易和利益關系，所以任何犧牲都是不能付出的。
不管中國政府採用何種對策和如何應對，美國將視中國政府的意志和反應能力，為未來國際構架划定輪廓。實際上美國沒有主導世界的能力，因為它的手已經伸得太長，早已經超出它能力範圍，但是如果沒有人反對那又當別論。目前中美關系實際上已經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之所以還有斷絕外交關系，完全是因為中國政府的『不出頭』。中美關系是一種在美國主導下的長期冷戰加上偶爾熱戰的關系。
五、 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戰略關系的特點
1、大國核心利益直接對撞
因為後冷戰時代的戰爭目標在於追求不可再生資源的排他性獨占地位，根據美國的准備行為推測，這種地位的建立最徹底的方式是大量人口消滅。後冷戰時代的戰爭將更加殘酷，更缺乏道義和說服力，更沒有前方後方。對核戰爭與種族滅絕戰爭的重視已經逐漸浮出水面，『文明沖突論』正是因此應運而生。
由於中間地帶的消失，大國利益開始直接對撞，科索沃問題最後演變為直接戰爭，就是美國消滅中間地帶的大國核心利益進行前出部署的一個戰略演示結果。台灣問題步步升級，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都急劇增加，以及在美國政客中間武力保台的叫囂，都是美國直接推進其戰略和軍事前線的結果。
2、 後冷戰時代國際關系的可協調性下降
在核心生存利益上沒有妥協和投降的可能，外交和政治協調作用下降，戰爭手段可能性增加。由於世界軍備力量失去平衡，美國和西方所承擔的戰爭風險和戰爭成本都急劇下降，因此選擇戰爭手段的傾向迅速增長，聯合國的空心化過程與此密切相關。今天實現世界和平的關鍵，已經不是什麼政治和外交手段所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美國典型的戰爭傾向，與遏制這種戰爭傾向的力量對比問題。
在常規軍事力量的平衡上已經沒有可以設想的必要，1993年俄羅斯宣布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發誓要用核武器來反制對俄羅斯的侵略，就是承認常規軍事力量失衡的結果，承認美國的常規軍事優勢是無法追趕的現實，因此戰略力量的威懾作用和核武器作為常規力量不足的『平衡器』（美國前副防長阿萊-阿斯平語）作用又空前突出，追求世界和平的關鍵在於威懾美國的種族滅絕沖動。
單邊主義的兩大支柱是信息革命和資源有限，沒有信息革命帶來的智能機器替代人工復雜勞動的可能，富人與窮人的和平共處還有可能繼續下去﹔沒有地球資源的有限性，為富不仁的心態也不會迅速極端化為種族主義下的文明沖突喧囂。單邊主義的產生和惡性膨脹就是跟著所謂的信息革命而深入的，西方的種族主義情緒又急劇上升。妖魔化中國和中國人本身，就是這種白人種族主義的又一次惡性發作。
實現世界長遠和平的關鍵，在於徹底在社會上拋棄叢林法則，掃除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才能真正拋棄在國際關系構架中，建立政治、經濟利益金字塔結構的努力。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上的金字塔結構就是西方國家在地理大發現之後，通過幾百年的努力結果建立起來的。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提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同時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相處。這是一次真正的『最後的鬥爭』，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義和西方的叢林法則的競爭，也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明比賽。文明從本質上講是不沖突的，制造沖突的是美國在叢林法則主導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世界長久和平的爭取關鍵就是在人類社會中拋棄叢林法則，在文化
和思想資源上，對西方基於叢林法則的精英主義思想，將不再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3、 後冷戰時代戰爭風險和殘酷性急劇上升
由於整個世界思潮整體向右轉，美國知識精英和政權的結合過程已經完成，使得美國具有了一種在軍事力量之外的所謂的『道義優勢』，使得美國不僅能夠在軍事方面完成對外戰爭准備，而且在輿論上也容易完成戰爭動員，戰爭的風險將因此在軍力失衡的現實下加劇。軍力失衡使得戰爭的成本和風險很小，而且道義成本也將不再，對南聯盟的戰爭就是這樣上演也是這樣完成的。
戰爭的道義和規則不再，戰略性的戰爭可能主要目的服務於人口消滅。除了象對南聯盟這樣的試驗性戰爭之外，真正的戰爭都將會是戰略戰爭和總體戰爭，而非局部戰爭。弱勢民族面臨的將是生存威脅，而不是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因為全球人地關系緊張的現實，加上智能技術的發展可以替代人的復雜勞動，美國富人認為與窮人和平共處的必要性不再存在。
由於資源的有限性是無法更改的，美國在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行動中所表現的是『不富貴、毋寧死』的決心，因此減少資源消費與自然共處的前景也是不樂觀的，人地矛盾除了人口消滅之外，就再也沒有其他的出路了。從這個意義上去解讀美國的『生物圈二號計畫』，TMD、NMD計畫背後的涵義和決心，就容易多了---就是要為毀滅性的核戰爭做准備。
4、 民主喧囂的背後是壟斷利潤對國家政權的排斥
在中國民族企業的市場利益被跨國公司邊緣化之後，壟斷企業的經濟權利已經派生了對政治權利的強烈要求，再以政治權力確保壟斷利益的長期穩定。中國的企業的邊緣化過程，無疑使得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具有了一項新的利益---為保障壟斷利潤必須使政治和軍事勢力範圍的跟進。這就是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相應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格局相匹配的結果，政治確實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為壟斷利潤越出了國家的邊界，因此政治和軍事保障也產生了同樣的要求，『人權高於主權』不是因為人的需要，不是真的關心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狀態，而是因為資本和利益的需要，因為壟斷資本的最後一個對手就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政治權力。是因為資本利益越出了國界，所以政治權力和軍事影響也要求越出國界。
六、中國和美國各自進行戰略展開的困難和優勢
1、冷戰對今天的部分啟示意義
在冷戰時期蘇聯曾經奉陪進行軍備競賽，結果以蘇聯的優勢資源仍然不敵西方主導的世界。今天中國將不可能在常規軍備競賽方面進行奉陪。
蘇聯的思想資源是大有破綻的西方異端意識形態，來對抗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在這個過程中，蘇聯沒有能夠認識到其中的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後門。中國將可以使用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義與整體協調，來對照西方的叢林法則和個人至上。
西方冷戰的勝利依賴的是人性中自私和丑惡的部分，利用的是精英階層忠於精英主義的形勢﹔中國將不得不呼喚人們的良知，利用人們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真誠關注。
在冷戰早期西方的精英主義制度岌岌可危，丘吉爾、杜魯門這樣的白人民兵底線反彈，有一點點哀兵奮起的味道，連馬歇爾的計畫都使出來了﹔中國將依賴人人都需要一份基本的生存機會和條件，以平等和正義為道義力量和號召，能夠實現真正的哀兵奮起，一定能夠爭取世界人口的大多數。
2、中國的對策和策略
中國需要在經濟和軍事方面採取守勢，在經濟方面採取守勢可以破解工業和技術邊緣化的處境，盡可能整合國內的精英階層。中國在開放過程中引進外資的政策結果，是以長期的資源流出為代價引進短期資金。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分工，是緊張的環境容量也同時被廉價甚至是無支付轉讓，結果是中國的環境代價先於發展水平提前到來。
伴隨外資在中國撮取的壟斷利益，強烈需要政治和軍事保障，結果是美國感到需要增加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壓力。禍福無門唯人所招，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本身就具有重大戰略安全意義。因此中國的經濟獨立地位，降低外貿依存度，本身就是中國安全政策所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所謂的雙贏和兩利，利益加信任是沒有說服力的。這個不僅已經嚴重破壞了經濟上的防御態勢，而且外資的過度引進的長期惡果將更加嚴重，實際上就是在短期資金流入和加快當前開發速度為目標，以長期的不間斷的資源流出為代價（資本需要支付利息或者利潤），而中國本來的人均資源就極為短缺。
在軍事方面，需要在國內造就上下同欲、眾志成城的態勢，以提高對方試圖用局部戰爭或者常規戰爭獲利的風險與成本，化減常規戰爭的威脅和局部戰爭的威脅，集中力量於保証核威懾的有效性，爭取和平與生存的關鍵在於威懾美國的種族滅絕願望。國土防御的有效性就在於以人民戰爭為基礎。
在輿論和政治方面必須採取攻勢，對西方基於叢林法則的思想文化採取全面揭露和批判，化解中國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意識形態邊緣化的現實，同時以道義的無形力量來彌補有形力量的不足，在全球範圍內爭取朋友，孤立美國。
3、對聯合國和WTO舞台要進行充分利用
作為輿論和政治採取攻勢戰略的一部分，需要在聯合國和WTO聯合發展中國家共同努力，以追求人與自然關系和諧與追求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
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的關鍵，在於減少個人基本需要以外的奢侈消費，作為這種和諧關系追求的經濟杠桿，應該以聯合國為舞台，推動開征資源消耗稅和環境容量稅。資源消耗稅以人均能源消耗量為計稅依據，從量計征﹔環境容量稅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計稅依據，也作為從量稅。起征點為世界人均水平，征稅所得用於聯合國開支和對最貧困的國家和人民進行援助救濟。中國可以聲明不要這種援助。這樣的行動從宣傳到落實，都是對西方壟斷利益同盟的富裕發達的正當性，提出深刻的質疑。
由於中國已經加入WTO，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舞台，中國應該聯合發展中國家，爭取『公平交易條款』，把壟斷價格列為非法﹔同時把技術轉讓的限制性行為規則列為非法，並授予主權國家在WTO裁定生效後的自救濟權利。如針對跨國公司的壟斷價格部分可以發布止付令（對貨款回籠或者利潤匯回進行強制執行），對其壟斷利潤實施國家沒收。壟斷價格的合法裁定依據，要以世界平均工資、平均利潤和平均地租水平為基准。這個過程的輿論准備過程與實際成效都是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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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外交需要根本調整去結交真正的朋友
中國的外交困難在於一相情願地希望擠入富國俱樂部，而西方一看到中國的巨大人口就一致反對，因為有了中國的富裕和發達就沒有他們的富裕和發達。所以中國把外交工作重點放在富國身上，是在錯誤的地方停留幾近20年﹔中國的真正朋友是和我們一樣的窮哥們，但是他們被我國冷落了20年之久﹔中國在外交上形成一種非常典型的『富人不愛、窮人不理』奇特景觀。
和戰略基礎與我們完全相反的國家交往，甚至希望用經濟利益收買，政治讓步手段，來解決今天這樣的根本戰略利益分歧是極其幼稚的想法。希望用戰術手段解決戰略問題，在國際關系上從來就沒有成功過。西方許多人覺得中國外交辭令太好聽，所以越發感到難以相信，這是有道理的，他們已經是在為戰略展開做准備，中國的智囊精英們還在夢里，要跟他們搞戰術合作。
5、在國內的關鍵是遏制精英主義的惡性膨脹
中國的戰略安全的困境在於：精英主義者已經破壞了毛澤東時代的『上下同欲』態勢，因此國土防御戰略的威懾作用消失。因為在軍備競賽上又沒有出路，所以朱熔基總理在清華的講話中提到『你沒有實力就硬不起來，硬人家也知道你是假硬』，這種『假硬說』就是這一後果的真實寫照。由於美國在中國政府對一些關鍵事件的處理中（特別是撞機事件），解讀出一種缺乏堅定戰略意志的心態﹔中國在撞機事件上的巨大讓步，不僅沒有在中美關系中減少麻煩增加信任，反而助長了美國戰略前出部署和壓力延伸的沖動，迅速出現對台支持和售武的升級。
在中國主流知識精英階層中，形成了一種『蔣氏意願』---當亡國奴也不壞（如劉曉波），或者是寄希望於外國力量，甚至是把國家安全寄托在所謂的道德和輿論的制約上，這非常明顯地體現在時殷弘博士身上。『蔣氏意願』可以被戰術戰爭所威脅，能夠被常規戰爭所威脅，甚至在根本國家利益上，還能夠被『新聞戰』和『經濟戰』所威脅。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對『友邦驚詫』也非常敏感，在中國主流知識精英的幫助之下，美國妖魔化中國人的行動，已經和正在取得成效。
中國需要採取適度發展戰略，需要適度產品與適度技術戰略匹配，即在消費領域採用向絕大多數人需要水平靠近的技術和產品結構，這樣能夠有利於國家節約部分資源進行機動安排，而不是象目前這樣僅僅為了提高消費品的層次而罄盡國家資源，同時民眾受益的範圍又非常小，破壞了國內階層的整合和上下同欲的態勢。因為中國技術和經濟資源有限，所以中國不能參與常規軍備競賽，不能進行『前出壓迫』的安全部署，需要繼續實施『國土防御戰略』。而國土防御戰略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都是人民戰爭，沒有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沒有全民心防的建設，國土防御就是一紙空文。其效力甚至遠遠不如『御敵於國門之外』，再加上老蔣
的『以空間換時間』。
中國需要准動員狀態，以達到孫子所說的『以有虞備不虞』的境界，用民間諺語來說就是『笨鳥先飛』。從經濟角度來講，就是用無形資源彌補有形資源的不足，規避常規軍備競賽。對美國戰略東移和軍事挑釁，要准備和他們比一比『誰更不怕死』。呼應俄羅斯的局部核戰爭戰略，採用『等效核威懾』戰略以備不虞。『等效核威懾』就是宣布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對於針對中國進行的侵略戰爭，無論是常規戰爭還是核戰爭，衹要是敵方殺傷中國人口達到10萬，中國就使用核武器取得同樣的殺傷效果。這個等效核威懾戰略必須以全面核威懾力量為基礎，如果敵人蓄意升級戰爭，就要跟他們戰鬥到底。等效核威懾的戰略實質
是以冒全面核戰爭的風險為代價，來解決一個永遠也無法拉平的常規力量差距，在規避常規軍備競賽的前提之下，解決國家面臨的戰略壓力日益加大的問題。
6、在最壞的情況下---預測中美戰爭的前景
衹要是在國內實現了上下同欲，美國的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就無法達成他們的戰略目標﹔在戰略戰爭（核戰爭）上，NMD即使技術成熟也是不可能取得真正實戰效果的，中國與美國各有優勢，在一定意義上核戰爭對美國反而更加不能接受。因此爭取和平和國家安全的關鍵在於國內協調。
衹要是中國國內實現了上下同欲的態勢，晚清和民國政府產生的可能性消失，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就無法實現美國的任何戰爭目標，所以中國爭取和平的關鍵，衹在於威懾美國的種族滅絕沖動。
估計一下中美戰略戰爭的可能演變結果是有益的，中美如果發生核戰爭的結果，對美國可能造成三種層次的打擊：最低目標是可以實現把美國趕出亞洲，中等目標是美國雄居世界第一的地位消失，最高目標是美國不再是盎格魯薩克遜人的美國而是拉丁美國。而中國的人口損失在美國發動的核戰爭中必將極其巨大，但是由於中國幾千年來早已經實現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衹要是中國人還有相當部分能夠生存下去，在50或者100年之後，必定能夠重建中國，以中國人的勤勞睿智，按照已經死了的西方的戰略家西格爾的說法，必定又要建成一個『中等的』『二流的』強國。
由於美國的民族整合過程沒有完成，中國不需要追求『確保相互摧毀』這樣的最高效果。對於美國的種族滅絕沖動，中國需要確保的是（1）中等殺傷目標：使用核打擊把美國趕出當今『世界分贓團伙』（美國不再能夠從世界市場撮取壟斷利潤），這樣美國由於沒有完成民族和文化認同過程，就存在國家解體的嚴重危險﹔或者（2）高度殺傷目標：把美國修理成『拉丁美國』（不再是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美國）即可。對於美國城市人口占80%，50%的人口密集居住在『五大湖城市帶』『波士頓城市帶』和『太平洋沿岸城市帶』（這三個地區面積僅僅占美國國土面積的8%），而且美國難以抵受核打擊還在於幾乎100%人口都依賴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體系而生存，而中國2/3的農村人口還大體上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下，因此大規模核戰爭帶來的附帶殺傷也是美國的巨大風險。因此對核戰爭殺傷效果而言，中國也許衹需要美國1/10的核彈頭，即可達成同等的破壞效果。
而美國在失敗之後，其種族主義的維系作用必定破產，因為壟斷利潤和物質富裕的地位不再，將失去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可能，即使遭到中等程度的損失，美國也將面臨解體和分裂的危險﹔在遭到最高目標的打擊之後，盎格魯白人的美國將消失。所以美國承擔重大戰略打擊的能力是不容樂觀的。實際上，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對優勢的國度，核戰爭的殺傷效果和持續影響，將遠遠低於工業化和城市化國家，換言之，中國抗打擊能力將大大高於美國。所以中國實現戰略威懾爭取和平共存的道路，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即使美國核力量具有壓倒優勢也仍然如此。無論美國核力量多麼巨大，中國衹需要保持覆蓋美國的核彈頭（包括陸基和海基核力量）達到3000枚，就足以有效達成對美國進行低中高三個層次的打擊目標。
○1中國的優勢
中國的優勢是為求生存沒有退路，必定能夠實現哀兵奮起，而美國的優勢是現有的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優勢，以及歐美日作為壟斷價格同盟和軍事同盟的力量。但是中國還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是美國所無法比擬的，那就是地球資源有限，人們必須最終實現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因為對世界上3/4的人口來說，並沒有實現富裕發達的機會，所以最終的現實道路衹有協調發展之路，所以中國有許多潛在的同盟軍，而美國沒有。畢竟美國不能再創造幾個地球，甚至在獲得完全主導地位之前，資源利用上的優勢地位也不由美國決定，而是經由國際市場通過壟斷利潤實現，所以歐洲國家能夠群起反對美國的國家導彈防御系統。
中國的勝利希望很大，但是絕對沒有速勝的機會。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對壘，很可能需要幾百年之久。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障礙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內部精英主義者需要主動放棄特權和追求優勢地位，主動實現階層利益的協調最後實現民族的整合和協調，在經濟發展戰略上需要走『適度發展』之路，在追求技術進步的同時，需要放棄著眼於精英階層利益的趕超戰略和無法實現的現代化目標，這個目標已經被証明衹會導致兩極分化，而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破壞萬眾一心的全民心防，破壞『上下同欲』的准動員態勢。
此外以下各項無疑是美國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
中國很早就實現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民族凝聚力強。
中國可以使用無形資源彌補有形資源的不足。
中國由於處在一個被壓迫的地位，會逐步地養成上下同欲和哀兵奮起的態勢。
中國沒有進攻性的戰略要求，可以實現力量集中部署。
中國經濟上比較落後，多數人的生存狀態對市場體系依賴程度低，在抗戰略打擊
上比較具有挨打能力。
○2美國的優勢
美國決不是什麼『多極世界』的擁護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強』的擁護者，美國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徹底的主導地位。在世界資源短缺趨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美國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節制和協商的資源分配權，而不是目前在資源占有和利用上的優勢地位，這就是美國單邊主義的真實涵義。也正是因為如此，歐洲和日本衹是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贓者，不是絕對可靠的同盟軍，而且日本和歐洲在幫助美國實現其第一步目標之後，必將成為下一步美國的戰略對手和敵人。換言之，美國的核心利益最終與所有人的利益，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至美國人與自己的子孫後代的利益，也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由
美國基於叢林法則的文化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決定的。美國沒有完成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在戰略打擊之下的重建沒有可能，一旦被打敗存在著民族解體或者國家無法恢復的風險，在戰略戰爭上美國的風險和成本是美國完全無法接受的。
此外美國具有以下優勢：
美國具有經濟技術優勢，可利用的有形資源多。
美國具有比較多的盟友，但是在戰略戰爭中這些盟友的可靠性，將由他們所受到的戰略壓力決定，可靠性受到疑問。美國的黑社會效應具有利益流入供分贓，因此種族主義成熟，戰爭開始階段本土被打擊風險小，具備迅速動員的性質。美國採用前出型軍事部署，常規戰爭的戰爭損失和風險均小，而且具有戰爭選擇上的主動權---選擇戰爭開始時間和戰爭形式。
○3戰略的爭奪要點
中美軍事力量對比，一直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在精英主義者智囊那里，好象衹要美國跺一跺腳，中國就要不行了，事實遠非如此。今天預言一下中美的戰爭不算是為時過早，因為美國早已實現戰略東移，早已宣稱中國時主要對手，美國輿論已經對中國進行了多年的妖魔化（相當於古人的『討敵檄文』），妖魔化就是一種戰爭輿論准備行為，而且這一次戰爭不會是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因為對於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而言，美國不僅沒有優勢而且也無法實現任何層次的戰略利益。相反對中國構成真正威脅的，在於國內精英主義，在於美國以常規和局部戰爭撮取全局利益的可能性，在於精英階層組成晚清和民國政權的可能，這種政
權將成為美國政策的馴服工具，這種可能性將是美國進行常規戰爭和局部戰爭冒險的最大誘因，所以國內的階層整合不良才是中國的最大的常規戰爭風險所在。
以台灣問題為例，如果中國痛下決心予以解決，美國是不是就一定能夠保衛台灣，並取得成功呢？實際上即便是美國罄盡全力，也無法在這樣的地域占到常規軍事優勢，更何談成功。台灣問題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美國所主導，台灣之於美國有兩大戰略意義：一是作為日本反華的屏障，是美日反華同盟的免費保險﹔二是台灣可以把中國拖入常規軍備競賽。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爭取戰略主動權的要點，因此對美國的軍事介入要做充分准備和下戰略決心。
台灣問題是戰略主動權易手的關鍵，如果中國解決了台灣問題，美國的亞洲算盤不能不破產。不管中國願意不願意，這就已經質疑到舊金山單獨和約的合法性問題了。無論此後美國是放手武裝日本，還是拼湊新的反華同盟，都無法恢復今天的亞洲地位。
在台灣問題解決以後，日本的反華風險會急劇上升，而且如果日本加入TMD計畫，則日本就等於在第一線成為美國的盾牌。按照美國一貫作風，追求最大利益和優勢地位是其死也不會放棄的目標，如果TMD技術真的成熟並部署，美國不可能不用來謀取利益，使用核訛詐和核打擊的可能性急劇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所承受的戰略風險已經上升到亡國滅種的地步。
雖然小布什聲稱TMD和NMD計畫『保護所有盟友』，但是歐洲盟友一點也不比他更傻，無論是誰參與這個計畫，處在第一線的盾牌國家都是沒有好果子吃。何況這個計畫本身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除非美國能夠生產『刀槍不入』的預警衛星，要不然的話，就要在全球部署預警飛機進行24小時值勤，而且至少要按照1000公里為節點距離部署，估計衹需要幾千架就夠了。
因此就NMD計畫本身而言，即使在技術上能夠成功也並不可怕。就中國所採取防御態勢而言，美國能夠發揮出來的常規優勢並不十分有效，在戰略安全方面美國承受打擊的能力和毀滅性風險的能力並不比中國更大，中國的安全態勢將能夠大大改善，衹要是國內措置得當。
從長期而言，中美的互動是一個美國日益孤立的過程，也是一個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和整體協調的積極政治理念逐步被全世界認同的過程。因為在有限的地球資源制約之下，人類如果要避免全部成為生態難民，或者要避免在核戰爭中同歸於盡，就必須走整體協調和適度發展之路，衹有這一條路能夠給絕大多數人提供出路，而精英主義制度衹能給處於金字塔頂尖的那些國家和少數人口以現代化和富裕發達。
後冷戰是一場人類理智和良知對叢林法則的較量，是人類進入長久和平或者共同毀滅的關鍵。爭取這個過程向有利的方向發展，是中國政府和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使命和目標，這個過程需要全世界人民在爭取生存權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建立絕對單邊主義的努力，遏制美國的種族滅絕願望，衹要是人們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實質涵義，這個努力過程就一定回成功，但是沒有迅速成功的可能，這個最後的勝利一定是需要數十年乃至幾百年的努力來爭取的。